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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论文

中国财税文化的呼唤
来源:中国收入分配研究中心    编辑:佚名    时间:2012/11/22    点击数:

陈光焱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中国财税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它呼唤社会明确其内涵、作用和发展取向,按其精神更新财税理论制度。本文试图阐述这些内容,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中国财税文化的内涵与作用

要界定中国财税文化的内涵,首先必须明确文化的内涵。

世界上对文化的定义多达200多种。哲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人学家、心理学家、物理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所下的定义各不相同。

这里介绍中国的学者对文化的定义。

梁漱溟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之一切。文化的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钱穆说:“文化即人类生活之大体,汇聚起人类生活之全体即是文化”。吕思勉说:“文化者,人类理性之成绩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简明社会科学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对文化的定义均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辞海》对“文化”的解释有三点,其一同上述词典;其二,泛指一般知识;其三,中国古代实施的文治和教化的总称。楼宇烈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讲,文化就是人类的实践和理论的结晶,它包含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生活式样和信仰习俗等。跟一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密切相关”。从上述定义看,文化有广义、狭义、多义之分。

要深刻认识“文化”的内涵,还须从源头上考察。《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王筠注:“错者,交错,错而画之,乃成文”。这就是说,文指各色交错的纹理。《礼记·乐记》“以进为文”。郑玄注:“文犹美也,善也”。这就是说,文有美、善之义。“化”的本义为生成、造化、教化。如《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曰鹏”。《周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华严经·音义上》曰:“教成于上而俗易于下谓之化”。“文”与“化”连用较早见于《周易·贲卦·象传》(刚柔交错),“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以后,“文”与“化”合成一个词。如《说苑·指武》中了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后武功。文化不改,而后加诛”。这里的“文化”是以文(德、善、美)“教化”的意思。其后,“文化”一词的内涵逐步发展,以至今天界定它分歧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认为,文化是人类从事生产和社会活动的理性成果,包括信仰、道德、思维方式、知识、习俗等。具有民族性、传统性、地域性、时代性等特点。中华文化的最显著特征是内涵丰富,以德善美教化人,并世代传承,没有间断。

由于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界定中国财税文化的内涵也可分为两种。依广义的文化的定义,中国财税文化是中国财税活动的主体,从古至今所创造的一切。从文化特指精神财富而言,中国财税文化是古今财税活动中所积累的精神成果。还可以从另一角度定义,中国财税文化是中国文化与中国财税相结合的产物。

前面提到的财税活动主体,包括财税收入的提供者——广大民众;财政支出的受益者——社会各阶层;财税管理者——政府和相关部门(当代还包括民众)。

由于财税活动涉及官民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城乡之间利益的配置,因此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所产生的文化具有广泛性、多元性、地区牲、民族习惯性、时代性等特点。在国家整体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研究主题集中,本文以狭义的财税文化为研究对象,即着重研究中国财税的精神成果。包括财税的信仰、理想、伦理、道德、理念、思维方式、知识、科技、作风、习俗等。限于篇幅,本文着重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内容。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的财税文化?简言之,是发挥财税文化应有的作用。具体讲,理由如下: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党的十七大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的源泉;是综合国力中的软实力;也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包括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个方面。长期以来,财税只重视前两种建设,忽视后两种建设,特别是忽视文化建设。没有认识到一个大国的软实力同硬实力一样重要。它是潜在的力量,后续的力量,同样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需要。鸦片战争以来,民族文化一直在受批判。中国人打了败仗,为“制夷”就主动向西方学习。西方要控制中国,主动推销其宗教和价值观,宣扬他们文化的先进性。他们希望中国人忘掉自己的历史,轻视乃至厌恶本国的文化,迷信西方的价值观和文化,义无反顾的跟他们走。受其影响,不少中国人以留洋、学洋、用洋为时髦,数典忘祖。然而,当中国人走自己的道路迅速崛起后,西方人又散布“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了论”,担心中国的文化向西方的价值观和中心地位提出挑战。对中国除军事、经济上的打压外,还从文化上围攻。例如在背后煽动受过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去中国化”,挑起中国的宗教、民族矛盾。而中国对外则强调平等、公正、和谐。这与西方自私、弱肉强食的霸道文化形成鲜明的对照。世界更需要弘扬中华文明。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作为中国人有责任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成果。

⑶财税的发展同文化取向密不可分。假如对文化的内涵和作用有较深的认识,就会深切感到,财税不仅要支持和服务文化建设,更要把财税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加强财税文化的研究。国家的文化取向,直接影响着财税理论和制度的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共同的思想基础,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的创新。加强社会公德,自觉履行法定义务。这为财税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也指出了财税文化应有的社会作用。

二、中国财税文化的发展取向

中国财税文化内涵的议题很多,这里着重讲中国财税的理想、道德、思维取向。

以天下为公、平等参政、共同富裕、社会和谐为理想。

中国人对财税的理想寓于理想的社会模式之中。在理想的社会中,财税分配方案占有重要地位。千百年来,中国人将治国与理财视为一个整体。将财税分离出来,是近代受西学影响才有的。

千百年来中国人理想的财税分配方案大同小异。《礼记·礼运》篇中讲,孔子将社会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他所处的“天下为家”的社会;二是他理想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三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小康”社会。他理想的大同社会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份(职业)、女有归。货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心;力恶不出于己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孔子的大同社会中,人们乐于为社会尽力、共同劳动、共同享受。

墨子主张建立“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由贤能的人治国理财,税收做到“劳而不伤,费而不病”。统治者生活节俭。财税收入用于“兴公利、除公害”。“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治国理财的人 “谋事则得,举事则成”,效益高,所以“官府实,万民富”(《墨子·尚贤书》)。

《管子》认为,从财政支出的投向可以看出朝廷的明昏兴衰“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战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财政收于用于少数贵人,必然衰亡。用于民众才是可兴的王道。告诫统治者多做“兴德的事情,如“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衣冻寒、食饥渴” (《管子·五辅》)。重视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保障其基本生活,社会才稳定。

中国历代人民盼望天下太平,“太者,大也。平者,乃言治态平均”。其中包含了对分配均平的渴望。洪秀全发动太平天国起义,就以“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用,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为口号。许多参加者为口号所吸引。虽未实行,但表达了人们的一种向往。

孙中山先生主张“天下为公”。1906年,他在讲《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中指出:“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强调中国革命要消除这种不公平。“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社会主义国家”。《同盟会宣言》对建立的民国政治、经济取向作了说明:“凡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一切平等,无有贵*之差,贫富之别”[1]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从上述可知,从大同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邓小平、胡锦涛,对理想的社会和财税,既有一脉相承的共同点,又逐步完善。共同的理想是:以天下为公为思想取向;以民主平等为政治取向;以共同富裕为经济取向;以和谐正义为社会发展取向。并指出了实现理想的途径,如共同劳动、民主参政、发展生产力、公平分配等。历史表明,是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符合世代中国人的理想。正因为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在中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所以枝繁叶茂,欣欣向荣。

⑵以克己奉公、公平正义、为民服务、正大光明为财税道德

中国传统的道德核心是利他。《老子》第51章讲:“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遵道而贵德”。道是生长万物的法则,只能顺应。“生而不用、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生养了万物而不据为己有,为万物尽力而不恃为能,助万物成长而不主宰它们,这才算是最高的德。利万物而不图回报,这才算德。

墨子认为,社会生活必须有约束人们行为的准则。规范人们行为的主体中不应有不仁道的。所以,提倡效法德行好的老天爷。“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3]。对万物广施恩泽,一视同仁,给予的多,而不以德自居,长久给万物送光明而不中断,这是墨子理想的道德。他主张人与人之间互爱互利。“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由贤德的人治国理财,“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儒家提出的道德规范最多,如忠、孝、仁、义、礼、信,温、良、恭、俭、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

西方的价值观如民主、自由、博爱,在中国的传统道德观中都有。西方的民主是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西方把民主、自由、人权说成普世价值,是为审判、制裁别国找借口。[4]中国的传统道德虽有封建的糟粕,但优秀的东西比西方多,实用价值更高,应加以弘扬,为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财税道德属公德。是从事财税活动中自律的准则。传统的财税道德内容多,这里只选择当今提倡的要点:

克己奉公。这是处理个人与公务关系的标准。克己奉公一方面要求各财税主体有奉献精神,积极纳税,勤于公务,事业为强,另一方面在权益配置中,要克己利人,廉洁自律,先人后己。至少不要假公济私,以权谋私,制奢止贪。

公平正义。这是处理人与人关系准则。即注意官民之间、地区之间、行业这间、人群之间财税权益配置均衡,避免苦乐不均,畸轻畸重。

为民服务。是讲公务人员与民众的关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财税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财税公务人员服务人民,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才有存在的社会价值。为人民服务,既是公务人员的职责,也是道德底线。

正大光明,是强调政务公开,搞阳光财税。落实公正公平的政策。让人民得到实惠。随经济的发展,国家财力的增强,财税道德也要提升。

⑶以人文、求真、多元、和合为财税研究的思维方法。

中国具有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思维方法丰富多彩。适用于今天财税研究的思维方法很多,这里着重强调人文、求真、多元、和合等。

所谓人文,就是突出人的地位。《尚书泰誓》中讲:“惟人,万物之灵。”《孝经》中讲:“天地之性,人为贵”。强调人文精神,就是要以人为本。不以神为本或以物为本。“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敬神不如敬父母”。这是处理神与人关系时重人。从人与物的关系讲,不要为了经济效益而不顾人的生命安全和环境污染。以人为本,就是要尊重人的价值,处理问题有人情味,尊重人的心性。财税的研究对象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涉及不同人群的利益配置,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响。这些研究对象很难计量,并不断变化。不象对物的研究,可以划定研究范围,可以计量,可以假定温度不变,在试验室内保持恒温,一次试验不成功,可以多次,可以运用数学公式推导结果。不应将财税的研究对象采用物的研究方法,因为排除不能计量的因素,可能是最需要研究的;假设条件不变,实际上不存在不变。西方学者也对此种研究方法研究经济提出了异议。罗伯特·库特纳说:“经济学系培养了一代白痴学者作接班人。这些白痴学者精通深奥的数学,却对实际的经济生活一无所知”。“标准经济学不能解释或不考虑的问题,远比经过正式论证解决了那些问题重要”[5]。财税研究应以人为本,采用人文的研究方法。重人的情感和需求,多采用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

所谓求真,就是敢讲真话,实事求是。比如真实地反映工作中的成绩和问题,上报的数字准确可*,实事求是,既是道德品质问题,也是思维方法的问题,是当今最应提倡的思维方法。

所谓多元,就是承认事物千差万别,不同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解决。由于每个人的经历、知识结构、社会地位不同,对同一件事的看法会有不同。要容许不同的学派、不同的思维方法存在。我们的祖先都能做到这一点。例如,同为儒家经典,《大学》强调格物→致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从内修到外修,从治小到治大的思维方式。而《中庸》则强调从知到行的思维路线:“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在中国各代都是多种思维方式并存。

然而,当今有自命不凡的人搞独尊的思维方式,强调自己的思维方式最好,强制别人接受。违背“病万变药亦万变”。八股文千篇一律,受到批判,“洋八股”,“新八股”就该提倡?思维方式的好坏不是自封的。西方人个性张扬,自我评价高;中国文化讲大智若愚,高手往往藏而不露。“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季羡林是公认的大师,而自己不愿当大师。少林寺扫地僧武德高,而不当主持。掌握高超方法而本领大的人往往是谦谦君子。思维方法是一个大千世界,百花齐放才春色满园。

所谓和合,不只是多元并存,“和而不同”,还有吸收对方长处充实自己的含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中国优秀的思维传统。我国不仅儒、释、道三教和诸子之间吸收对方的长处,对外来文化、思维方式都吸纳。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在中国都有。我们所有的学生都学外语,用外国书作大学教材。西方的大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们不但不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华文化,还高傲地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假如认为强国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一定很好,中国从公元0年至1820GDP占世界的比重一直最高(公元0年为22%1000年为22.7%1820年为32.96%,价值观的思维方式也应很好。事实上,盛衰是变化着的,各国都有经验教训。我们既要学习外国长处,也要总结本国的长处。

三、中国财税文化呼唤财税理论制度更新

中国财税文化中理想、道德、思维的取向,要求财税理论、制度秉承其精神。然而,财税学科被定位为应用经济学的下属学科。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财税文化首先呼唤财税理论跳出应用经济学的范畴,从财税承担的社会责任出发,全面考虑社会各个方面的需要,按财税文化发展的取向更新理论。

1、更新税收本质特点的表述

社会主义的税收是公共部门受人民委托,依法向生产单位和个人收取财富,以满足国民公共需要。由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税收的特点应是人民性(人民立法)、公共性(税收存在的理由)、公开性(前两性决定的)。税收的实质是个人财富向公共部门让渡,公共部门只有将税款用于公共需要和民生的改善才有存在的理由。把强制性、无偿性作税收的特点,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2、重新界定财政的本质

财政的本质问题是财政分配权由谁掌握、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的问题。鉴于历史上的财政分配权掌握在谁手中,就为谁服务的规律,社会主义财政本质应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即人民是社会主义财政的主人和服务对象。公共部门受人民委托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应廉价、公平。

3、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体系

财税理论的构建,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反映广大人民的需要。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别国的模式,从来得不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走自已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6]

为什么要走自已的路?因为我们有过学习西方,照搬西方的惨痛教训。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门户洞开,西方列强在中国为所欲为,推销其物质和精神产品。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辛亥革命后,政治、经济、文教仿效西方,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也仿效西方。一位主张全盘西化的学者说:“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一百多年来,中国基本上已完全西化。中国自已的传统剩下廖廖无几”。他的结论是:祖宗的东西太落后,所以被西化。照搬西方,中国就能改变落后吗?历史表明,西化使中国政治矮化、精神奴化、经济萎缩。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1820年为32.96%1870年为17.2%1913年为8.9%19504.5%[7]。中国人养肥了来华吸血的众多列强。我们的学费难道还交得不够多吗?孙中山、邓小平都在西方留学考查过,深知西方世界的弊病,都主张“走自已的道路”。如果不是新中国成立,建立独立特自主的政权和工业化体系,如果不是有原子弹和经济快速增长,西方能有今天的态度对待中国吗?中国人已从政治上、经济上站起来了,也要在文化上站起来!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体系。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体系,需要众多的人长期努力。目前要从理论上阐明了以下几种关系:

1)人与自然和谐。我国历史上主张“天人合一”。不能为眼前的经过利益破坏长远的生存环境,牺牲后代人的利益,影响可持续发展。财税资源配置理论应强调生态平衡、人与自然和谐。

2)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处理家庭关系和经济单位之间关系时,常运用这一原则。而处理财税关系时,往往忽视财税的权利应与义务对应。马克思指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8]。这就是说,社会主义财政管理体制的设计,不是在政府之间划分财权、事权,而是按权利与义务对应的原则,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划分权利与义务。为尽纳税义务者设计行使权利的机制,为行使财税权利者设计尽相应义务的机制。

3)公平与效率兼顾。财税对社会产品的配置,是再分配,应该弥补初次分配的不公。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也应均等化。也就是说,坚持公平分配是财税的天理。同时还要兼顾效率,即强调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中,要廉价高效,行政成本低。目前,既存在着公共产品配置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公务人员与非公务人员之间不公平的问题,又存在着机构多、人员多,人浮于事、行政成本高的问题。改变冗员、冗政、冗费,才有财力去服务公共品供应不足的人群。反过来讲,公务人员与非公务人员之间受益的差距缩小,压缩政府机构和人员才有内动力。这就是说,公平与效率是相互促进的。

4)德治与法治结合。法治的本意是限制权力的滥用。但追求特权者往往把法令变为管理人民的工具。比如将依法治税针对纳税人,实际上更应治滥收乱支的行为。强调以德治财税,就是要求财税立法、执法符合道德。如立法公正、税负合理、执法严明等。但也不能把财税权益配置只建立在决策者发善心上,道德只能促进法令公正,不能替代法令的作用。因此,应德治法治结合。

同样,财税制度也应按财税文化的发展取向去完善。

1、建立全民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养老、医疗、失业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不仅是财税的道德底线,也是落实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和谐、安定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初,建立独立的工业化体系、巩固国防、制原子弹,全国人民乐意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现在经济发展了,2008年财政收入就达6万亿以上,完全有条件实行全民社会保障,改善民生。如果财力不足,应应节省公款吃喝、公款出国旅游、建豪华办公楼、休养所之类的支出[9]。与其为少数人锦上添花,挥霍浪费,不如给全民雪中送炭,发挥财政资金的边际效益,拉动经济发展。生存保障是人民应有的权益,不是政府的恩赐。政府应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财政支出的排序,应将民生支出*前,行政支出*后。目前应对世界经济危机、扩大内需,为建立全民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契机。

2、建立促进社会公平的税制

孙中山先生主张少征穷人负担的税,多征富人负担的税。富人从国家得到的益处多,交纳的税也应多。他提出征所得税、遗产税、地价税、土地涨价归公。

我国已征所得税,尚未征遗产税。两税的立法精神应为调节收入过高,缩小贫富差距。扣除额应大幅提高,反映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趋势,保护劳动所得。收入水平太高,是否都是劳动的得就难以说清,这或许是某些人不愿申报财产的原因。征遗产税促进财产申报制度完善,有益于官员廉洁和收入分配公平。

孙中山认为,城市土地价格上涨是城市繁荣引起的,是众人的功劳,与土地所有者无关。因此,应将涨价的部分归公。我国从2006年至2008年,至少有3.3亿平方米已购土地闲置。开发商通过控制商品房生产量,既可卖高房价,又可提高囤地的价格。若将涨价通过征税归公,可以促进土地利用和分配公平。

从代际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看,应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将那些必须加以保护的资源,如土地、海洋、森林、草原、滩涂、地热等一并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鼓励资源回收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应建立统一的环境税制度,改变目前收费为主,征税零星治理污染力度不够的状况。凡是直接污染环境的行为和在消费过程中造成资源匮乏或环境污染的产品,均应纳入课征范围。加强对废气、废水、废渣、嗓音等的监管。提高全民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的意识。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铺开,开征社会保障税成为必要,其用途的重要性决定了税收的重要性。

在增加征税的同时,应相应减少纳税人的负担,特别是对企业自主创新、改进技术、节约能源消耗,提高产品质量等给予税收优惠。从1998年到2008年,财政收入从近一万亿元到六万亿元,增长较快,而劳动者的工资增长慢。企业初次分配中工资、利润、税收三块此长彼消。中央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企业日子难过,只有减税才能提高工人工资的比重。总之,税收的规模和税种结构都应调整。

3、完善财税管理制度,保障人民的权益

财税制度的完善,主要是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维护其应有的财税权益。

1)政府的全部收支列入预算。由人民代表和专家审议各项收支的正当性,审议总规模和结构安排是否合理。凡未列入预算的收支,应视为不正当、不合法。

2)财政支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当前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包括城乡教育、医疗、卫生、扩大就业、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是财政投入的重点。每年应定出民生改善的指标和行政成本下降的具体指标。这两项指标比GDP指标更重要。假如GDP增长了,行政成本也增长,民生支出比重未增加,GDP增长的意义就不大。

3)实行阳光财政。除国防和其他需保密的支出外,其余的财政资金收支全透明。从预算开始到最后的环节,网上公示,让民众知情、民众监督。不想贪占的领导,一般会主动公示本单位经费的详细收支账目。应通过立法保障财税资金运行透明。

4)逐步缩小政府官员(包括国企负责人)同人民群众之间的权益差距。

旧中国官民权益差距过大,就引起人民起义。“等贵*、均贫富”,“均田”、“免粮”是起义者的口号。追求长治久安的统治者,会主动缩小官民的权益差距,缓和官民矛盾。如整顿吏治,轻徭薄赋。

新中国成立,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解放初期的领导干部一般是出生入死,对革命有贡献者,他们的待遇高点,都认为应该。其后提拔的干部是德才谦备者。在知识人才短缺的年代,知识型人当官创了政绩,权益多点,别人也服气。现在不同了,文化普及,德才谦备的人很多,新提的官员既没贡献优势、又没知识优势,官民权益差距过大,就产生矛盾。从分配公平公正出发,应减少与身份挂勾的待遇,增加与贡献业绩挂勾的待遇。假如高薪是官员养廉的理由,高薪也是其他岗位养廉和社会安定的理由。权益配置要以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为目标。

5)改进政府官员的政绩考评指标。政府官员的职责是提供市场和私人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衡量其政绩的标准应为看其提供是否廉价高效,是否均衡、及时。要通过客观、公正的政绩考核体系决定官员应有的待遇。做到有权者,必有岗位责任。而责任必须具体明确,让接受服务的民众清楚。知情才能有效的监督,公正评审。真正做到奖惩严明。这既是改进政务的需要,也是提高财政资金效益的需要。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一页,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钱穆《文化与生活》载《中国文化之特质》世界书局(台湾)1969年版。

《吕思勉讲中国文化》第232页,九州出版社20087月版。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55页,人民出版社196711月版。

楼宇烈《中国的性格》第13页,南海出版公司20094月。

[1]《孙中山文集》上券第77、第69-7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3]《墨子》第19页,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4]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理论热点面对面》第106108页,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7月版。

[5]罗伯特·库特纳《论经济学现状》(美)《交流》1987年第3期。

(英)安格斯·麦迪林《世界千年经济史》第2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7](英)安格斯·麦迪林《世界千年经济史》第2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马克思选集》第2136-13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9]这类支出一年近1.9万亿元。见周天勇《怎样建设低成本和高效率政府》,中国经济时报2007817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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