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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财税思想发展探究
来源:中国收入分配研究中心    编辑:佚名    时间:2012/11/22    点击数:

高亚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

【摘  要】中国传统财税思想内容丰富,不仅是中国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前进足迹的记录。本文通过对具有代表性财税思想的列举,论述了中国传统财税思想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这些财税思想的共同之处在于利用财政政策促进农业的发展以及强调赋役负担均平。从这两点出发阐述了中国传统财税思想对我国现代财税发展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财税思想;财政;农业;公平

中国传统财税思想是中华民族经济思想的一部分,是在中国特有的社会历史环境中逐渐形成的。中国财税思想源远流长,“自虞、夏时,贡赋备矣”[1],此时已出现财税思想的萌牙。春秋战国以迄北宋建立是中国传统财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阶段,宋代至鸦片战争前是中国传统财税思想繁荣与衰落的阶段[2]。财税政策作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经济手段,是制约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从我国传统财税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可以挖掘中国财政丰富的历史遗产,在继承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现代财税思想和政策。

一、中国传统财税思想的发展历程

中国财政的历史源远流长,在不同时期都有与其政治经济条件相适应的财税政策,并逐渐形成一定的财税制度,也就可能由此抽象和归纳出不同时期的一些财税思想,以此来了解中国传统财税思想的发展历程。

(一)西周财税思想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在形式上较为统一的奴隶制王国,国家财税的基本特征是满足国家职能和奴隶制阶级生活的需要。这个王朝财政制度的基本原则是量入为出,但由于王室费用与国家经费很难严格区分以及君主个人荒淫奢侈,这一原则经常成为不能实现的空话。

西周租税的课征以土地面积、距王城的远近以及所服力役的多寡为基础,这说明负担平均原则在西周时已得到某种程度的认同。

(二)春秋时期的财税思想

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3],即按照土地的肥沃程度征课赋税,使赋税负担公平合理,鼓励农民安心务农。

作为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孔丘的财税思想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第一,在税收征收上提倡轻徭薄赋,反对重税。宣扬什一之税,认为“彻”法即十一税率是最合适的税率。第二,在财政支出上,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使民也义” [4],提倡节省开支以利民。第三,重视发展生产使人民富裕以培养税源。他的这一观点通过冉求的一段议论可以反映出来“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5]

(三)战国时期的财税思想

孟轲的财税思想以其政治思想即“仁政”为基础。但对贫民施仁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孟轲从“无野人莫养君子”这一观点出发,坚决反对无税论,同时也反对过重或过轻的赋税徭役,主张“取于民有制”,但又必须能够保证满足封建统治阶级的需求,即能达到“养君子”的目的。他建议只征农业税,而不对其它行业征税;在纳税方式上,主张“助而不税”,农民在一定量的公田上提供劳役后不再缴纳私田的租税,但农民在公田事毕后再耕种私田时往往会因耽误、错过农事季节,而造成农作物的严重减产,这是他经济思想的落后之处。

荀况继承了前人提出的“轻徭薄赋”等好的思想传统,同时也提出了对后世极具影响力的理财原则“开源节流”,并在此基础上比较系统的阐述了他对经济和财政的认识。将其与前人不同的地方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他认为社会经济与财政是本与末、源与流的关系,即“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6]第二,他明确地说:“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夫是之谓以政裕民。”可看出,他认为财税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和反作用,财税政策可成为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有利手段。

以商鞅为代表的商君学派经济思想的核心即为农战论,将农与战结合起来,把它视为基本国策,因此其财税思想必然也是从属于农战论的。其具有代表性的财政主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平赋税。商鞅提出“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即对一切耕地打开地界,重新丈量,按亩征税,让同面积耕地实现等量税收负担。第二,重本抑末。他明确提出“事本禁末”,在赋税方面采取农轻商重的原则,“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7],即对农业以外的捐税要既多且重。

(四)秦汉时期的财税思想

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加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和控制。桑弘羊作为一名杰出的理财家,为汉武帝时期财政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推行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推行的各种财政经济政策中影响力较大的有以下三点:第一,创建均输制度。所谓“均输”,“谓诸当所输于官者,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更于他处卖之,输者既便,而官有利。”[8]均输制的实行使得均输官不费一文即可取得大量有利可图的产品,并将部分贡品运至高价地区出售,此举可为封建财政谋取巨额利润,增加财政收入。第二,创设平准制,其目的在于稳定市场价格。平准机构掌握大量商品和人力,当某种商品价格上涨时平准机构即以较低的市场价格抛售同类产品。相反,当某种商品价格过低时,则进行收购,以此保证市场价格的稳定。第三,实行盐铁专卖政策。主张国家应对盐铁产销进行干预与控制,通过加大对盐铁官营投入的力度,掌握盐铁供求并操纵价格以取得支配市场的主动权。从而使得盐铁在流通中增值,达到调剂供求、平抑物价及充实财政的目的。

(五)隋唐时期的财税思想

两税法是中国古代财政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一次税制改革。其主要内容是:第一,纳税人不分主户、客户,均在现居地纳税,行商在所在州县按货物的三十分之一纳税。第二,纳税时间分夏秋两季,夏税不过六月,秋税不过十一月。第三,以往分别征收的租、庸、杂傜等简化为两个税种,一为地税,按纳税人拥有的田亩数征收,以谷物缴纳。二为户税,按资产多少划分户,以货币征收。从两税法的内容可将杨炎的财政思想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明确区分租、税两个概念,将国家凭借统治权力向百姓征收的财物一律称为税,不再使用“租”这一概念。第二,坚持以资产多少作为征税标准,即“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这一观点体现了赋税均平原则,与赋税负担能力原则相一致。第三,“量出为入”原则的提出。他指出“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虽然杨炎对这一原则的阐述并不完备,但能提出与儒家传统支配教条“量入为出”原则完全对立的观点,决定了其在中国财政思想史上必能占有一席之位。第四,要求简化税制。两税法将以往的各种苛捐杂税归并简化为两个税种,统一征收,即使人民的税收负担并未减轻,却可降低税收征收过程中的纳税成本和征税成本。

刘晏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奇特人物,他的突出成就在于促进了被安史之乱所严重破坏的唐朝后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财政观点主要体现在他的租税课征原则上,他认为课税须能做到“官收厚利”而“人不怨”,应“因民之所急而征税”[9],即对需求量较大而需求弹性较小的产品进行课税。遵循这两个原则即可保证税源的充裕与稳定。

(六)宋元时期的财税思想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时期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改革,而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又是变法的主要内容。针对士大夫阶层“讳言财利”的风气,王安石倡言“以义理财”,认为为改善国家财政状况而理财是合乎“义”的,即所谓“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10]。基于此,他反对因循苟且,主张改易更革,主张发展社会生产来增辟财源,“因天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11]。这种以生财为主,融生财、聚财、用财为一体,发展生产,增加税收的思想,开一代理财新风。王安石还将摧抑兼并,均济贫乏、均平赋役作为他改革财政的指导思想。他所推行的均输法、市易法、免役法等政策都普遍贯彻着摧抑兼并的精神。

(七)明清时期的财税思想

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可以看作是唐代两税法的继续,但在有些方面较两税法有所创新。其主要内容是:赋役合一,按亩计税,以银缴纳,简化手续。它从税制上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赋役分别征收的历史,开始实行赋役合一,征于田亩。同时,田赋也由征收实物转为征收货币,从而扩大了开征货币的范围,实行按亩征银也是较两税法更为彻底之处所在。

明末土地高度集中和赋敛繁苛成为两大严重社会问题。黄宗羲对赋税问题高度重视并将当时赋税制度存在的问题,概括为“三害”:第一,“积累莫反之害”,是指赋税制度每经过一次变革都导致赋税的加重,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第二,“所税非所出之害”,是指田赋由征收实物改为征银,而银又非农业所出,这就必然因折银而加重农民负担。第三,“田土无等第之害”,即不分土地的肥瘠而按同一标准征收赋税。针对存在“三害”的现实,黄宗羲在赋税制度改革方面提出了以下建议:第一,按国家规定标准征收农业税,而不得违反已定标准加征、多征。第二,对封建国家授予之田与私人所有之田分别征收不同税率。第三,对民之所产征收实物,反对田赋征银。

清初的摊丁入地是我国赋役史上又一次重大改革,一般被认为是明朝一条鞭法的继续和深化,但二者也有差异之处。摊丁入地也将丁税(丁役)并入土地税,但其所指的“丁银”是一种固定化了的人丁税额,即“确查各县地亩若干,统计地丁、人丁之银数若干,按亩均派”[12]。康熙后期所宣布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为固定化了的人丁税额摊入地亩提供了保证,将人头税并入土地税使税负与实际负担能力相一致,田多则赋税多。

二、中国传统财税思想间的共性

一定财税思想的产生是与其特定的社会条件相适应的,但从中国传统财税思想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这些财税思想之间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它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在空间上具有一致性。

(一)利用财税政策促进农业的发展

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决策层均将农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体,采取各种措施来保证和促进农业的发展。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其必然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不同时期的财政政策差异虽然很大,但有一个相似之处是各种财税政策的制定均与农业有着一定程度的关联。

西周向九种社会职业征课租税,但其中田赋收入即对平民课征的税收是国家赋税收入的主要来源。为了保证税源的充裕,西周对前朝税制进行改革,实行“彻法”。打破井田内公田与私田的界限,把公田平均地分给各户平民耕种,年终时政府按一定的比例收取定额田租。彻法的实施使得生产者缴纳的已不再是公田上耗费的劳役,而是其收获物的一部分。彻法的实施表明统治者认识到在制定赋税政策时必须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并发展生产,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谋求财政收入的增加。

商鞅是坚决主张限制商业活动的,并且运用赋税来调节农商之间的关系,用相对轻的农业税率来直接鼓励农业的发展,对农业以外的捐税则既多且重。如他重征关税,市税,酒肉税并对各家游惰而未从事农业的人口重课人头税。商鞅重征非农业活动捐税的目的不在于增加财政收入,而在于减少社会上的非农业活动,将社会上的资源充分运用于农业的发展,以利于其推行的农战政策。

两税法将各种复杂的租税统一征收,此外不得巧立名目,另有征课,从而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有利于降低农民的纳税成本,减轻税收负担。同时还规定租税按各户的贫富等级征收,较以往按丁征收的办法更符合于农户的负担能力。以上两措施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税收负担,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的发展,从而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提供了保证。在唐代中期社会秩序比较混乱的时代,两税法的执行也对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张居正继承传统的农本思想,认为要富国强兵,就必须重视农业的发展。这一思想在其推行的“一条鞭法”改革中得到了体现,对赋役征银,实行以银代役,相对松弛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在客观上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且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和运送国库,不再由里长、粮长协助征收,排除了里长、粮长的中间剥削,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税收负担。张居正还指出商业与农业是密切相关,互相促进的。农业发展可以提供充足的商品促进商业发展;而商业发展,农民的剩余产品可以及时卖出,需要的物资可及时在市场上买到,也可以促进农业的发展。因此要做到富国富民,就必须在重视农业生产的同时重视商业的发展,扫除阻碍商业发展的因素,提出要轻关市之税与省田亩之征,促进农商共荣。

摊丁入地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完成的一次赋役改革,这一改革有其必然的社会要求,而且与一条鞭法相比其实施面更广也更为彻底。首先是固定丁税,使得人民负担稳定,能安心务农,垦田积极性也得到提高,全国耕地面积也因此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其次是摊丁入地,将丁徭与地赋合而为一,民纳地丁之外,另无徭役。不仅减轻了农民的税收负担,无地农民和工商业者也不再负担丁银,相对减少了困扰,在客观上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强调赋役负担均平

赋役负担均平的思想引起了古代众多改革家的重视,虽然他们认可这一思想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但是以这一思想为指导所制定的财政政策在客观上能使广大人民获益,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

魏晋时期的傅玄财政思想最突出之处是他提出了三条租税原则,其中之一即是有关赋役征课上的公平思想。他指出赋役要“用之至平”,“计民丰约而平均之”,[13]这样,民就可以劳而不怨。虽然这一思想自先秦以来就已经成为传统的财政原则,但傅玄是作为一项财政上的理论原则明确提出来的第一人。

杨炎坚持按各户贫富资力而差别课税,反对以人丁为征课标准,在两税法的内容中体现为“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14]。这种以贫富为等级进行课征的方式体现了现代税制中按负担能力纳税的原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一措施的实施也有利于两税法的顺利推进,减轻农民税收负担。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学者、诗人和政治家。他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倡导并成功实现了从十一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政治改革。在其推行的政治改革中方田法反映了其均平赋役负担的思想。方田法的主要作用是确定地籍,使土地所有者各按其实际占有土地的多寡缴纳赋税。无论是从减轻农民苦痛和中小地主负担还是从增加财政收入角度来看,整理地籍以均平赋役负担都是必要的。

张居正认为“豪强兼并,赋役不均”[15],是国家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限制兼并,均平赋役就成为改变国家财尽民穷状况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张居正关于均赋重要意义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一下几方面:第一,他认为赋役不均是造成国家赋税收入锐减的根本原因,如果地主豪强和平民一样按田产纳税,国家收入自然就会大增。第二,均赋可以减轻农民负担,同时也可以缓和阶级矛盾。由于赋役不均,豪绅权贵将赋役重担转嫁到平民百姓身上,致使其不堪重负。大地主若能够承担一部分贫民头上的沉重负担,使贫民得以维持其基生存,贫民就不会造反为乱,从而缓和地主与贫民之间的阶级矛盾。第三,均赋可以保证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大地主阶级的财产是*国家法律保护的,如果他们奉公守法,依法纳税使国家法律得到维护,那么他们的财产就有了可*保证。这显然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与此同时,均平赋役负担的思想也得到了贯彻。

清朝的摊丁入地在固定丁银的基础上,把全部丁银摊入田亩征收,从而完成了地丁合一的赋役制度,并使之法律化。这一举措使得田亩多者所缴赋税必然多于田亩相对较少者,从而为赋役负担的均平提供了坚实的保证。

(三)主体税种课税基础的一致性

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赋税的征收基本上以土地和人口为依据,虽然随着经济发展以及时局需要主体税种的形态会差异,但都与土地和人口有一定的联系。

西周时期的“彻”法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是以土地为基础进行征收的一种赋税形态。

秦汉时期的税制实行租赋制,使得赋税的征收由单一的对地税向对人、对地征税转化。人头税始于秦代,汉代沿袭秦制征收人头税,征算赋和口赋,算赋是成丁的人头税。为了鼓励人口增殖而征罚课,规定女子十五岁不嫁至三十岁者加一倍至五倍的算赋,这表明统治者认识到通过增加人口来涵养财源,同时也说明人头税在封建财政中的重要作用。

唐“两税法”首开以土地、资产为本的赋税制度的先河,实行“人无丁中,贫富为差”,即不再按丁男中男计税,而按民户田地、资产多少确定税额。并规定以大历十四年(两税法公布前一年)垦田数所应交纳的钱谷总额为标准,分摊到各州县,按各户贫富等级交纳。从这一规定中可看出,“两税法”的制定仍然是以土地和人口为依据。

“摊丁入地”是“一条鞭法”的继续和深入,是在“两税法”和“一条鞭法”基础上实行的一种赋役制度,它将应出徭役之数折成银两,平均摊入土地,与田赋一同缴纳。完成了土地与人丁、赋与役统一于田亩征银的历史任务,是皇权社会后期赋役制度发展趋势的最后完结。

 当然,以土地和人口作为主要的课税对象、以土地税和人头税等直接税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与各个时期的经济发展相关,也体现了每个时期,都会以当时最充裕的对象作为课税的对象,以保证税源并涵养税源。

三、中国传统财税思想的借鉴意义

中国财政史同政治史、经济史一样充满了进步与腐朽的撞击,充满了前进与倒退的螺旋式发展,因此在面对中国财政史时应对前人的成果进行扬弃,有批判的吸收,以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现代财政。中国传统财税思想的内涵较为丰富,上述对中国传统财税思想的论述只是从中截取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思想。但从这些思想的共性中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可用于指导中国现代财税思想和政策的发展:

(一) 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

农业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一直占据着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各朝各代均将促进农业发展列入其施政纲领。现阶段农业依然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然而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却不容乐观,依然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财政和税收作为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应该而且也必须在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1. 水利设施建设

2010年春季,西南5省面临世纪大旱,5000多万同胞受灾。这场少见的世纪大旱使农作物受灾面积近500万公顷,其中40万公顷良田颗粒无收,2000万同胞面临无水可饮的绝境。[16]尽管气候因素是这次大旱的主要原因,但“人祸”因素随着灾情的加剧也逐渐暴露出来,其中备受关注的是水利设施的落后和年久失修等。

在贵州已建成的蓄水工程中,绝大部分水库均为小型水库,蓄水能力有限。随着水利设施缺乏、老化和损坏严重的矛盾不断积累,使得雨水充裕的贵州面临严重的工程性缺水,而在这场世纪干旱中受害最深的无疑是那些“*天吃饭”的广大农民。而这次大旱中云南反映出来的问题主要是城乡水利设施分布的不均,州市城镇因为有较好的水利设施旱情并不严重,然而广大农村极度贫乏的水利设施已严重影响到当地人的生活。

近年来旱灾的频频发生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发展及农村居民日常生活,而其中受旱灾影响最为严重的是农村和农业,因此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改变旱灾对我国农业影响的现状,从这次罕见大旱中可看出水利隐忧已不断凸显,解决这一问题已刻不容缓。

开发农田水利设施是封建经济发展各阶段上政治家的共同要求。秦昭王时的蜀首李冰主持修建了都江堰工程,其整体规划是将岷江水流分成两条,其中一条引入成都平原,这样既可以分洪减灾,又可以引水灌田、变害为利。都江堰建成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故有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谓之天府[17]的说法,社会经济也因此得到持续发展,为秦国的强大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保证;据《史记·河渠书》记载,武帝即位后,兴修的大规模水利工程如引渭至河、引汾溉田以及关中龙首渠、白渠等,成效较好的可溉田数千顷至万余顷,大大提高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能力;王安石制定和颁行了改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的《农田水利法》,该法颁布以后从熙宁三年到九年,全国兴修水利工程10793处,受益民田达361178顷。在兴修水利工程的同时,还推广了“淤田法”,利用决放河流的方法使淤泥流入农田,变贫瘠土地为肥沃土地,共计有8万余顷土地变为上等肥腴之田。秉政后一个多月便派遣八个大臣去调查农田水利赋役情况,随后在各路设置农田水利官负责指导水利工作。

可见,前人早已认识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灌溉能大大增加农作物的产量,提高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借鉴前人经验及当前大旱暴露出来的问题,政府应重视水利建设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加大财政对农业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对水利设施建设资金要分类别投入,属全国性的水利设施应由中央政府供给,属地方性的由地方政府供给,具有外溢性的由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共同提供。要在法律上对水利设施工程进行保护,防止人为破坏或转作他用,特别是不能因为保障工业生产用水而损害农业的利益。对财政投入资金的用途也要加强监管,确保资金使用的有效性。

2. 道路建设

财政支出应加大对乡村道路建设特别是中西部地区道路建设的投入,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很多,农村居民亟需解决的除了人畜饮水外,便是乡村道路。在此次广西大旱中,弄台村挑水老人跪求政府修路,以便政府供水车能到达距离村子更近的位置,缓解老人挑水之苦。这则新闻只是我国广大农村道路设施建设贫乏的一个缩影,它说明乡村道路建设已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

目前对与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道路基本采取政府补贴与村民集资方式进行,但具体实施时因为没有完备的制约与监督机制,实施进程极为缓慢。因此应将财政为乡村道路建设拨付的资金设立为专项资金,自上而下建立完备的监督机制及资金运用效果的信息发布机制,确保款项专款专用,督促基层政府保证道路建设的顺利实施。

3. 农村社会保障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存在着保障水平低、社会化程度低、政府扶持力度小、覆盖范围窄等问题。

要加速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应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自我保障能力。首先,为农产品价格的提高提供政策鼓励,对农业生产中使用的肥料及机械等进行补贴,保障农民纯收入的增加。其次,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当前在农民各项收入中,从非农业总获得收入才是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收入,因此政府应创造机会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政府应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引导社会公众到农村投资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帮助引导农民发展地区特色产业,优化农民创业环境,促进农民就地创业。第二,因地制宜,积极稳妥的拓宽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根据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保障农民基本生活为目的,从局部入手逐步推进,以适应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及农民心理上和物质上的承受能力。第三,逐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的社会化程度。建立农民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基金,社会统筹基金主要由政府补助及集体经济的积累构成,农民个人缴费直接进入个人账户有利于提高广大农民群众加入农村社会保障的积极性。逐步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维持农村人口的基本生存权。第四,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立法工作。重点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逐步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加快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工作,通过法律确保社会保障基金使用的安全、高效,调节因农村社会保障引起的各种社会关系。

(二)运用税收政策促进和鼓励农业的发展

从我国古代财税发展史可看出改革者成功运用税收手段促进了农业发展。在现今欧美等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运用税收政策来扶持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增进农民福利。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独立的农业税收制度,对农业的税收支持力度还不够。通过借鉴已有经验,主要从以下两方面来弥补我国税收手段在农业领域应用的一些不足:

1. 扩大农业产品增值税的征税和注释范围

现阶段我国增值税对销售或者进口农产品(规定行业范围的初级产品)适用13%的低税率,对购进该类农产品的进项税额按买价和13%的扣除率计算。这种算法存在着进项税额抵扣不对称的缺陷,而且销售农产品适用低税率的范围也极为有限。因此应适当增加农业产品的注释品种,尽可能对从事农业生产、加工的一般纳税人企业,不论所有制形式和加工程度深浅,按13%的税率征收并允许按13%计提进项税额进行抵扣,以减轻农业企业的增值税负担。

2. 适度调减农副产品加工企业所得税税率

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比较缓慢,投资于与农业相关的资金也比较匮乏。因此有必要利用税收手段引导资金流入农业领域,促进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可适度调减农产品加工企业所得税税率,按税法中规定的中小型企业20%的税率征收,引导更多投资者进入这一弱势行业。对所研究的成果具有较强正外部性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可实行较低的优惠税率,以激励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和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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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旧唐书·杨炎传》.

[15] 郭子章:《青螺公遗书合编》卷二十一,《奢俭论上》.

[16] 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special/00014868/drought2010_video.html.

[17]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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