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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论文

中西传统税收文化的比较
来源:中国收入分配研究中心    编辑:佚名    时间:2012/11/22    点击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  

一、税收文化的内涵

(一)文化的定义

不同的学者对文化有不同的定义,梁漱溟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之一切。文化的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1] 《辞海》对“文化”的解释有三点,其一同上述词典;其二,泛指一般知识;其三,中国古代实施的文治和教化的总称[2]。西方的“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其本义是耕作,有居住、练习的意思,最早使用Culture一词的是英国的人类学家泰勒。他认为文化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等等。目前西方对文化的定义也各不相同,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或部落所遵循的生活方式,是一切群体的行为模式,是群体的物质和社会价值以及思想的全部总和(Wissler,1929;Thomas,1937;Gillin,1942)是人为的或超有机的秩序(Ford,1942;Morris,1948

综合起来,文化应该是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规范人类行为习惯的社会习俗。

(二)税收文化的内涵

税收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目前关于税收文化定义的表述很多。高培勇认为税收文化是指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围绕税收形成的精神财富的总和。吴俊培认为税收文化是围绕税收形成的意识形态。阮家福认为税收文化应该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总体来说国内学者都比较认可这样一种定义:税收文化是人们在税收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德国汉堡大学的教授比格.纳瑞(Birger.nerre)把税收文化定义为:是与国家税收制度和执法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总和。美国的乔治.埃塞基亚(George.Esakia)和马修.莫里(Matthew.murray)教授认为税收文化反映了一国税收正式规则级次和正式规则在涉税习俗中的运用程度,包括:税收法律,税收管理和纳税遵从三部分。这些是西方对税收文化比较全面、成熟的表述。

总的来说对于税收文化还缺乏统一的概念,我们可以把税收文化看做是税收征纳主体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包括税收思想、税收价值、纳税意识、税收道德等等。本文所探讨的税收文化主要是一种税收精神文化,具体来说应该是一种对税收的认知文化,是一种治税理念和赋税思想。

二、中西传统税收文化的思想精华

(一)我国传统的税收思想

目前有一种倾向,一谈财政与税收,言必称西方,过度的西化,盲目地排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反而对那些经过外人改造过的本来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顶礼膜拜。其实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灿烂的祖国文化遗产蕴藏着历代的赋税思想,公元前21世纪,中国产生了第一个奴隶制的国家-夏王朝,税收也就随国家的出现而产生了。古代的税收思想史相当地丰富的。在这些思想理论的作用下,有的朝代民富国强,人民安居乐业。也有的朝代民穷财尽,人民苦不堪言而揭竿起义,成为朝代更迭的导火线。这也反映了一个社会赋税的重要性。

我们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的民族文化绚丽多彩,而税收文化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要通过对其研究,自觉运用前人优秀的成果,有批判地吸收,为社会主义服务。

1.儒家文化中的税收思想                               

儒家文化强调重利轻税,德礼兼治,薄税富民,用道德伦理约束人民的行为,孔子主张:“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3]”,反对重税。反对聚敛并强调对租税税源的培养,不能竭泽而渔,认为苛政猛于虎,主张以德施政,以礼制赋,“使民以时”[4],足君先足民。孟子主张“仁政与民本思想”。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要求于民同乐,重仁义而轻功利。孟子还提出“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5],主张施行轻税负,让民众先富起来。他提出的什一税,成为后世统治者制定税率的理论依据。儒家文化在中国赋税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道家文化中的税收思想

老子提出"轻摇薄赋""与民休息,他反对国家赋税,主张以道治天下,而不是*军队来支持。荀子批判了君权神授的观念,提倡“王者富民”在国家税收上实行裕民政策,“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6]”这些“富国强民”的思想对现在还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3.其它一些主要的税收思想

管仲主张在征税的时候要“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主张用人为储备碾平市场经济周期,探讨了经济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问题。

墨子主张尚同,兼爱,非攻,节用,对政府的权力采取承认与维护,实府库以养万民,认为纳税是劳动者的份内之事。认为国家赋税必须坚持两个原则:在取的时候要“以其常征,收其租税”[7],在用的时候要“反中民之利”[8]

韩非提出:“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9]。西汉的贾谊提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桑弘羊主张通过“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可以“平万物而便百姓”。这些思想都强调了税收的社会协调、社会保障的职能。

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主张减少农业税,认为税多会破坏农业生产,通过“官少税简”减轻农民的税负。他说:“官属少,征不烦,民不劳,则农日多”。认为应该对商业等非农业活动征重税,迫使人们离开工商业而转向农业,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宋代王安石更明确主张,税收的基础应是发展生产,“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10]。这种通过创造更多的财富,培养充沛的税源来增加税收,开创了一代理财新风。

明代张居正主张取财有制,有节,认为只有减轻税赋才有利于农商发展,他推行“一条鞭法”的改革,极大地改善了明朝的财政情况。他认为治税必须与治政结合起来,严厉打击政治腐败。运用法律制度保证税收收入。

黄宗羲提出了“授田以养民和田赋征实,商税交纳钱钞”主张。积极倡导均赋,轻税思想。

古人的这些税收思想既包含了对税收轻重性的论述,还包括税收原则,税收依据以及税收收入形态的表述,既强调了税收的重要作用,又提出了一些治税的理念,这些优秀的赋税思想记录了我国税收的发展历史,对现代税收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西方的税收思想

西方的税收思想在最近几百年里发展迅速,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系统的税收理论。指引着当今西方税收的发展方向。

西方最早的古典税收学专著是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1662年出版的《赋税论》,书中分析了税收与国民财富,税收与国家经济实力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应该把剩余劳动的产物地租做为赋税的源泉。提出了“公平”、“便利”和“节省”的税收原则

英国著名的重商主义者霍布斯在《利维坦》等著作中阐述了赋税思想,探讨了人们缴税的原因,提出了税收交换说,他认为国家负有保障个人财产安全的职责,国家必须课税权、军事权与司法权充分结合起来。通过合理的财富分配使社会效用达到最大化,以实现“最大社会福利”。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财政税收理论做了系统的研究,他认为赋税的源泉是地租、利润和利息、工资,出了他著名的税收四原则"公平""确定""便利""最少费用"这些思想的提出对西方课税原则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制定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的理论指导。

约翰穆勒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国家职能理论,认为政府没有税收是不能存在的,他提出国家可以利用税收重新分配社会的财富和收入,以克服社会的分配不公,最早提出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分类方法和标准。

凯恩斯把税收看作是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的重要工具,他认为税收是一种刺激需求的手段,资本主义出现经济危机的原因是有效需求的不足。通过国家干预,扩大政府投资,利用财税政策就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通过税收再分配可以调节收入差距。他还主张应该由以间接税为主改为以直接税为主,由固定税率和比例税率为主改为以累进税率为主,同时应征收高额遗产税,以消除分配不公。

马斯格雷夫主张,税收不仅是要以公正的方式取得而且要在对税制的公正性最小伤害的情况下提高整个经济的业绩。他主张提高税率,使税收负担更加公平,提出了财政的三大职能: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

总体来说,西方的税收思想通过市场的运用,已经比较成熟,在借鉴西方税收理论时,我们既不要盲目地崇拜,也不要盲目地排斥,应该去其陈腐,取其精华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三、中西税收文化的比较

(一)我国传统税收文化和西方税收思想的通性

我国传统税收文化源远流长,经历了几千年的实践,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许多西方的税收理论都有我国古人的思想痕迹。

1.无为而治与自由放任

无为而治是黄老之学的精髓,道家反对政府对社会和国家进行过度干预,强调道法自然,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西方经济学家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极力推崇自由主义思想,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市场其实可以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自我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引导人们的行为,促进社会利益,他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强调自由放任,主张夜警型政府。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是自然有序的,任何形式的干预都违背了所谓的自然法则。这只看不见的手与中国的“道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博。不管是以后的哈耶克还是弗里德曼,他们都极力主张自由主义,现在看来,这种自由主义的创始人应该是中国的老子。

2.税收公平的提出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提出“闻有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主张平均税负,缩小贫富差距,中国历代思想家都十分强调公平赋税,海瑞认为,按赋税能力征税,应做到“贫者轻,富者重,田多者重,田少者轻,然后为均平也”(《海瑞集》)唐朝施行的“两税法主张“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征税原则,贫者少交,富者多交,统一了税制,保证了国家的税收收入。而在西方,无论是霍布斯、威廉配第还是亚当斯密都把税负公平认为是税收第一原则,即负担能力相等,税负相同,负担能力不等则税负不同,庇古认为应该把税收的公平和效率作为社会经济福利的评价标准。而目前西方还一直在研究如何做到税负公平,这也反映了我国思想家的高瞻远瞩。

3.税收原则的设定

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子就提出了“以其常征,收其租税”的原则,他认为应该制定定量的税赋制度,节用去厚敛,主张节省开支,晋朝的傅玄提出了治税三原则:“度时宜而立制”“量民力以役赋”“所务公而有常”他主张国家在征税的时候要有一定的制度,并明确征税的标准,要合时宜,量力而为,这比威廉配第提出的“公平“便利”节省税收三原则以及斯密提出的著名的税收四原则“平等”“确定”“便利”“经济”要早一千多年。

4.关税思想对自由贸易的影响

我国最早的关税出现在春秋时期,当时国家规定货物通过边境的""和国内的""时,需要进行检查和征收赋税,称做"关市之征",而姜太公治齐时就提出“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11]。管仲则提出“关市讥而不征”的税收政策。孟子也提出了:“去关市之征”, 对行商坐贾不征关市税,认为应当取消关卡税,只检查而不征税,以招天下商旅,从而实现王天下。这对于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采取的贸易自由,减免关税有着重要的指引作用。自由贸易也被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所推崇。

5.中国传统重农思想与西方重农学派

很早以前,秦国的商鞅就提出了“重本抑末”的思想,他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只有发展农业生产才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同时,认为工商业是末业,因为其便于牟利,如果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而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产生于18世纪的西方重农学派认为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其他一切收入的基础。主张大力发展农业,这些思想都有强烈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迹。

6.政府干预与充分就业的提出

说到政府干预和充分就业,很多人就会想起西方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他在其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反对自由放任,首次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他认为政府可以采取赤字财政的措施来扩大公共投资,既可以扩大有效需求,又能促进就业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其实早在几千年前,中国的管子就提出了相同的主张,《管子》一书中的《侈靡》篇,就曾论述过:可以通过增加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开支,使女工、太工、瓦工、农夫有工作可做。这样既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从而促进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也算是一种对国家通过扩大公共支出来促进就业的最早的思想火花了。

可以说每一种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提出基本上都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总找出相应的论述,而且这些思想的提出都比西方早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由于中世纪交通工具的发展,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开始频繁,很多西方思想家或多或少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加以发扬,成为了各个学科的代表人物,这些思想经过西化再次被引入中国,很多学者对其盲目地崇拜,其实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中蕴涵了丰富的思想理论,我们应加以继承和创新。

(二)中西税收文化的差异

中西方税收文化由于发展环境的不同,政治因素上的差异,在税收思想上存在着许多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臣民和公民的差别

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的臣民社会,习惯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2],统治者与百姓着是君臣关系,这种意识由来已久,已经根深蒂固。人们的纳税行为被看做是天经地义,税收只是统治者进行剥削的工具。西方国家自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起,公民意识强烈,随着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民主与自由平等的呼声就伴随着西方社会的每一次变革,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和社会责任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们的纳税是一种与政府的交换行为。

2人治和法治的差别

中国长期以来推崇忠孝安邦,礼义治国,讲究人治, 中国人强调仁义二字,讲人情,在这种重人情、讲关系的文化氛围中,法律显得苍白无力,执法很难不被人情关系所左右。这种人治思想使中国的税收制度具有随意性,严重挫伤了纳税人的积极性。在中国主动申报的纳税者被树立为楷模,而在西方这是最普通不过的事。西方强调以法治国、法律至上。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治税和纳税都要遵从法律的规定,认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西方人看来有两件事是不可避免的:死亡和纳税,因而纳税的自觉程度较高。

    3.义务与权利对等性的差别

在我国长期以来,倡导对国家绝对无偿的进贡。强调纳税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应尽的义务,而很少提及纳税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出现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严重不对称的状态。“皇粮国税”的思想根深蒂固。而西方则认为税收是公民为了获得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税务机关应尊重纳税人,应当为纳税人服务,政府和纳税人之间应该是一种合作关系,而非一方压制另一方关系。如果只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不强调税务机关义务,其结果会使社会成员对纳税有抵触情绪。

(三)中西税收文化差异的原因

存在这些差异的原因有很多,不过笔者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是中西方税收文化有别的前提和基础。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追求天人合一,注重人治,认为治理国家其关键在人而不是法,伦理道德和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封建社会,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既是立法者也是执法者,但没有任何的法律可以约束统治者。人们只有绝对的服从,只有绝对的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力。这些都导致了人们法律意识淡薄,自我权益的保护意识不强。西方文化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地区,是一种所谓的海洋型文化,具有对外性和开放性,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主张征服自然,以个人为主体,注重个人的权力与自由。强调法治,认为人的行为都要有法律依据,主张用法律的手段来约束行为,法律意识很强,注重对自身利益的保护。认为天赋人权,人人平等,这些差异性都决定了中西税收文化的不同。

四、传统税收思想对税收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

传统文化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时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生活以及工作,对我国税收文化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依法治税与以德治税并行

法治型税务文化的建设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在税收领域中的具体实践。依法治税,通过完善税收法律,杜绝“人治”大于“法治” 只有完善税收法律体系,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只有建立了完善的税收法律,才能缩小纳税人偷税的空间,堵塞税收漏洞,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树立税法的威严。提高公民的税法意识和观念,唤起人们的伦理道德思想,促进自觉纳税行为,减少纳税人偷税机会和偷税心理,提高税收道德和税收修养。加强社会信用制度的建设,主要依*道德教化来约束纳税行为,以法律威慑为辅。

(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构建和谐的税收文化

我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和合文化,十分注重“和谐 我们不能为眼前的利益去破坏生态环境,牺牲后代人的利益,影响可持续发展。税收理论应强调生态平衡、人与自然和谐。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已经和谐社会的建设,正是理论在实践中的反应,通过税收文化建设,实现税收制度的和谐、税收管理和谐、征纳关系的和谐,最终实现税收环境的和谐。适当减轻税赋,运用古人“富国强民”的思想,让税收确实发挥其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真正建设所谓的和谐社会。

(三)以人为本,提高对纳税人的服务意识,建立人本型税务文化

中国传统思想强调以人为本,认为民众是社会的基础,是社会前进的主要力量,只有通过加强征税人的服务意识,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服务理念不断创新,服务的内涵也有了新的变化。税务部门不仅要帮助企业依法纳税,还要利用手中的信息优势帮助企业发展壮大,这样可以提高企业的纳税积极性。而且为纳税人提供方便快捷舒心的服务,可以减少其纳税的时间成本和心理成本。

(四)加强税务信息公开化建设,有效促进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税务信息公开化可以获取公众和纳税人的信赖,建立完善的税收信息公开制度,尤其是税款的支出方向,让纳税人切实体会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真正感受到付出就有回报,从而加强纳税的主动性。提高税收的征管质量和效率,就需要加快信息化的建设,降低税收管理过程中出现的信息不对称,完善税收信息管理机制,通过加强税源监控,建立有效的税收稽查机制。

(五)开展税务文化建设活动,规范税务人员的行为

积极开展税务文化建设活动,提高税务人的道德素养。弘扬高效廉洁,公正执法的基本道德,建立以服务观为导向的税务文化,坚决打击税务人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开创良好的纳税环境,加大税收宣传力度,让自觉纳税的思想深入人心。

(六)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借鉴西方优秀的税收制度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和合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中国优秀的思维传统。我们应该运用和而不同的思想,以宽广的胸怀吸纳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继承和发展优秀的文化传统,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局面,灵活运用西方优秀的税收思想及制度,当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要有选择性,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通过完善税收制度,让税收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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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光焱:《中国财税文化研究》财政监督 2009年第23

[3] 《左传.哀公十一年》

[4] 《论语.学而》

[5] 《孟子.尽心上》

[6] 《荀子.富国》

[7] 《墨子.辞过》

[8] 《墨子.非乐上》

[9] 《韩非子.显学》

[10] 《临川文集》

[11] 《史记.齐太公世家》

[12] 《诗经·小雅·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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