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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财税文化中社会保障思想研究
来源:中国收入分配研究中心    编辑:佚名    时间:2012/11/22    点击数:

王金秀  余名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

【摘  要】“文化”一词含义极广,财税文化既是历史的范畴,也是社会学的范畴,是有关财税思维,财政活动,财政收支项目、范围和类型,财税管理理念,财税思想、财税制度等各因子构成的综合体。社会保障与财税二者相互影响,互为对方的构件,共同成为公共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是当前我国公共财政和民生财政的关键,其制度的优化源自社会保障与财税的思想与文化,东西方传统文化对各个国家社会保障建设和公民参与社会保障意识的影响有别。本文拟考察中西方财税文化及社会保障思想,以期通过中外融合、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财税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有所启迪。

【关键词】社会保障、财税文化、思想与制度

一、财税文化的界定

“文化”是一个含义极广的概念,最早把文化作为专门术语来使用的是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泰勒(E·B·Tylor),他在1871年发表的《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了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在现代,文化可以用来指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在考古学上,文化则指同一历史时期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有时文化也指文明。

社会学定义的文化被视为某一特殊社会生活方式的整体,其核心即体现为“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价值”(Malinowski)等。正如罗杰·基辛所言,“文化是用作为把人类群体与他们的生态结合起来,社会地传播着的行为方式(mode)、生活方式(settlement patterns)、社会群居和政治组织的方式,以及宗教信仰和实践。”

文化看似包罗万象,但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正如很多专家所认为的那样,对文化一词大致可归纳出三个方面的含义,即观念形态、精神产品、生活方式,包括人们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心理特征、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认知能力,以及从形式上看是物质的东西,但透过物质形式能反映人们观念上的差异和变化的一切精神的物化产品,此外,“文化”也还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构成文化的各因子之间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互联系,我们研究文化,必须将其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要考察它内部的各构成因素,更要努力探寻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因此,对文化的理解应该把握两个维度,一方面,文化在时间上应该具有一定的长度,偶发性的思维和事件往往昙花一现,难以改变文化,每一种文化都应该是长期积淀的结果,文化因其源远流长而具有史学的特征;另一方面,文化在范围上还应该具有一定的厚度。就财税文化而言,它应该是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有关财税思维,财政活动,财政收支项目、范围和类型,财税管理理念,财税思想、财税制度等各因子构成的综合体,社会保障是财税的重要组成部分,财税为社会保障筹资并提供财力支持,二者紧密联系、相互影响,互为对方的构件,并共同成为公共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当前,社会保障还是推进我国公共财政和民生财政模式建设的关键。

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理文化四个方面。据此广义的界定,则制度、思想都属于文化的范畴;但狭义的看、制度、思想、文化三者之间有别。一般而言,制度源自思想与文化,制度应该是思想与文化的具体化和现实安排,制度的优化源自社会保障与财税的思想与文化。

二、西方财政文化及其社会保障思想和制度

(一)1719世纪西方社保思想启蒙期,将救济确认为国家责任,财税应保障经费

对于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在西方古代思想家那里极少见到,17世纪西方先进国家在科学、社会生产力方面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唯物主义思想开始形成,社会保障思想也开始萌芽。被马克思称为“英国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第在其1662年写成的《赋税论》中将国家公共经费分成六个部分,其中一项叫做“救济费”,包括“对孤儿、无家可归的儿童以及弃婴的抚养费,和对各种失去工作能力的人及其他没有工作的人的赡养费”。[1]另有一项叫做“基础设施和福利事业经费”,包括“修筑公路、疏浚可资通航的河流、水道,建筑桥梁、港湾和举办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所需的经费”。[2]在他认为政府应该削减各种公共经费的主张下,仍然主张这两项经费不仅不应该削减,反而应该增加。通过对威廉·配第社会保障思想的考量与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他对于政府在社会保障事业方面的主张主要存在两方面内容:第一,他认为政府应该对遭受灾害的人进行救助,他认为政府救助可以采取举办收容所等机构的方式;其次,他认为应该向无业贫民提供从事参与公共事业工程的就业机会,即为以公代赈的政策主张。威廉·配第虽然没有对一国政府建立社会保障事业作出明确论述,但在当时的现实与理论背景下,他对于政府支出的主张具有一定的开拓性,率先提出了政府应当有类似于社会保障事业的支出。

进入18世纪,西方关于社会保障的思想丰富起来。与此同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标志着经济学的诞生,同时也是财政学和财税思想的起源。从此,财税文化与社会保障思想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将国家支出分为四个部分:国防费、司法费、公共事业费和君主养尊费,并且指出“国家是基于民政利益的组织”。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对于社会保障思想有着更为全面和详细的论述。尤其在社会救济方面,他指出:首先,政府应该救济贫民,这是由人类互助的原则所决定的。无论人们如何看待道德原则和社会团结,都必须承认,人类是需要并且应该互相帮助的,显然政府有最充分的理由救济那些亟待救济的人的组织。其次,政府救济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水平,它不同于私人慈善团体的救济。由于政府救济会让受救济人产生依赖心理,因为救助的水平应当受到限制而不宜过高,否则,会使人们丧失劳动积极性,过分依赖于政府救助,试图不劳而获。因此政府向所有需要救济的人提供的应该是最低限度的救济。最后,他指出政府救济对受救济人提供最低限度救济应当有法律的保证,它不同于任何私人慈善组织的救济。即他强调政府救济要讲究公平,通过法律来规定需要救济的标准和最低限额,给予每个需要救济的人同等且最低限度的救济,而不是像私人慈善救济那样由自身决定救济水平,这也是防止受救济人过分依赖政府救济的另一种方法。他还指出“私人团体所应该做的是分辨哪些人真正需要救济,哪些人不那么需要救济。对于较为需要救济的人,私人慈善团体可以给予较多的救济。”[3]通过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进入18世纪的西方社会保障思想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提出政府有保护公民生活和健康的理论层面,而是深入至政府应该如何公平的提供保障的方法的论述,这里我们提到的政府救济就是当时典型的一个理论产物。除约翰·穆勒外,孟德斯鸠也对政府实施救济行为的必要性以及设立救济机构发表了理论和看法。他认为一个国家无论贫穷还是富裕,都负有保障公民生活的责任,同时也都有建立救济机构的义务。

19世纪西方进入工业化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而劳动人民的生活却没有明显改善。此时经济学家们产生了一些分歧:部分经济学家(例如马尔萨斯、斯宾塞)并不认为政府应该为劳动人民低下的生活水平承担责任,也不主张举办慈善事业,但总体而言主张政府应在保障穷人的基本生活方面承担责任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仍然占多数。例如萨伊、西斯蒙蒂等人主张政府应该救济贫民,萨伊在19世纪初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讨论了“公共慈善机构费用”,认为设立公共慈善机构、举办社会救济事业是必要的。通过他对“公共慈善机构费用”的讨论,我们了解到他认为设立公共慈善机构,举办社会救济事业是政府的必要行为。西斯蒙蒂主张国家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压榨工人阶级的行为进行干预。国家应该为工人阶级提高工资率作出表率,让他们能够享有雇主享有的生活保障。19世纪下半叶,主张社会保障思想已经成为社会潮流,同时在经济发达国家这些思想已经影响并推动着立法,这对于20世纪初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各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保障法律体系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20世纪西方社保思想蓬勃发展期,对社保的认识更加拓展与深化

20世纪西方的财税思想进入了现代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时代,凯恩斯革命标志着政府健全型财政转向功能型财政。宏观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学、政府干预论和公共支出理论都有了较好的发展。而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思想不仅更充分的论证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并且更广泛地涉及到社会保障模式、保障水平等一系列的问题。代表理论有福利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和公共部门经济学等。

庇古是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三部著作《福利经济学》、《产业变动学》和《财政学研究》共同构成了福利经济学体系的三部代表作。福利经济学的理论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重要依据。庇古对福利和公平进行了系统的论证,认为影响经济福利的主要有两个因素:国民收入的大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情况。国民收入增加可以提高一国的总福利,降低国民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同样会提高一国的总福利。他认为影响一国经济福利状况的因素是国民收入总量和它在社会中的分配状况。即一方面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加会导致一国经济福利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缩小国民收入在该国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差距也会使一国经济福利水平提高。福利经济学使用经济学的观点将社会保障问题和政府在这其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做出了经济学的函数分析,这是西方社会保障思想发展的一个跃进,为之后的社会保障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和方法。

以凯恩斯命名的凯恩斯主义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在收入悬殊的时代背景下,他承认市场的均衡分配作用,但同时也分析了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的矛盾。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失业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要解决失业就必须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而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方法即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即政府要增加支出,进行赤字预算,举借债务。这其中提到的增加支出,十分重要的部分就是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凯恩斯的财政思想在对于社会保障影响并不在于其提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主张,而是在于其主张政府以财政干预经济为达到社会公平和保障的目的提供理论基础。

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家们将社会保障作为收入再分配的问题来处理。斯蒂格利茨说:即使市场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也不能形成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这就意味着他主张政府必须对收入进行二次分配和倡导三次分配已达到公平的目标。公共部门经济学认为政府应该通过举办公共医疗保健体系、社会医疗保险、社会工伤保险、残疾保险、幸存者照顾计划以及社会救济等来构建一个社会保险体系,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生活。同时斯蒂格利茨指出:私人市场是不能抵御社会风险的。私人保单和社会保险项目的一个主要区别是社会保障津贴指数化的,社会保障津贴岁通货膨胀的增加而提高。社会保险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所面对的风险,任何私人保险企业都难以承受这类风险。他认为政府和私人企业在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上有两大区别:第一,政府能够通过筹集税收履行职责;第二,政府可以跨代分摊风险。而这两点是任何私人保险机构无法做到的。[4]可见20世纪西方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为西方当代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明确而直观的指导。公共部门经济学从过去对社会保障必要性和政府的责任和方法的研究中更进一步到了研究社会保险模式的选择、筹资与运营的方面的问题,使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17世纪以来,西方的财税文化以及社会保障思想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从早期的提出政府有保障公民生活的义务,到提出单纯的政府救济及其必要性,再到界定政府救济的方法和帮扶水平,一直到后来的强调政府组织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论述政府的这些责任和行为是私人部门无法替代的等等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历程。这些文化与思想指导着西方政府行为,为其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推动和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三、我国财政文化及其社会保障思想和制度发展

(一)我国古代氏族社会平等互助,孔孟主张施仁政的思想将社保与政治融为一体

社会保障思想在中华民族的财政文化中自古就有,其萌芽可追溯到三千多年以前的先秦时期。那个时候我国刚刚从原始社会迈向阶级社会,氏族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平等互助的传统思想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了重要影响。自黄帝时代起,我国就采取了一些社会保障相关措施,如“塞争端”、“通货财”、“存亡更守”、“有无相贷”、“疾病相救”等。尧舜时期,主张天下为公,“克明骏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庸。”而后的周代、隋唐就逐步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朴实的社会保障思想,并得到成熟和发展。

关于我国古代的社会保障思想起源,著名专家郑功成先生在《社会保障学》一书中有全面的论述,他认为社会大同论、仓储后备论、社会互助论、社会救济论等社会思想与现代中国的财税文化以及社会保障理论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5]孔子孟子的社会保障思想的产生是与当时的政治、道德、财税思想体系紧密相连的。《礼记·礼运》中记载了孔子一段名言“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这就是孔子为儒家后世描绘的著名的“大同社会”的蓝景图。[6]在这样的社会里,未成年人可以受到应有的养育和教育,能够健康成长;成年人都有合适的工作,为社会创造价值和财富;老年人会受到尊敬和赡养,欢度晚年;而对于鳏寡孤独病残等失去生活能力的人也不会被遗弃,都能够得到社会的关注和爱护。此外,儒家思想另一代表人物孟子也有着关于养老标准和社会救济的社会保障思想。《孟子·尽心上》中有记载:“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这表明在孟子的政治标准上,是否有养老保障是衡量仁政的重要尺度。他还主张要针对因为自然灾害遭受损失的饥民和其他不幸事故而暂时生活困难的人提供物质帮助。由于各种原因,社会弱势群体难以得到基本生存的保障,孟子认为国家和政府应该关心并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这也是儒家在社会保障思想方面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孔孟的社会保障思想体系中,以家庭自助为基础、养老为核心,社会互助为补充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护社会稳定、维持人民生活的根本保证。注意提高生活的质量、生活的富足是衡量执政者施行仁政的重要标准。儒家思想对我们影响至深不言而喻,它一方面构成了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社会保障思想和事业的萌芽——传统保守的家庭观念使得国民对于全社会范围内的社会保障制度认识较晚、信任度低。这种观念在农村尤其普遍和根深蒂固。中国传统救济思想以“养”为主,主要面对孤、独、矜、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这种被动救济理念是农业文明的产物,积久弊生,助长了被救济者的依赖思想。所谓“养儿防老”的思想导致广大农民多生女子,习惯储蓄,而没有意识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

(二)近代西学东渐推崇政府保障模式,强调教养兼施,形成民生具保的大保障观念

孔孟的儒家思想几千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财税文化与社会保障思想,一直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清末年间民国时期,西学东渐,一些改良主义者学习西方文化,将西方的财政文化与社会保障思想引入我国。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游历欧美各国考察社会情况,写成了《大同书》,他指出社会保障制度应该打破传统的宗族保障体系,确立“公养、公教、公恤”的社会保障制度。[7]他批评了中国传统的宗族救助方式,认为宗族制的排他性使得中国人对本族之外的人鲜少救助,他主张应该由“公立政府”来承担社会保障的工作,应该建立一种完全由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取代中国传统的宗族救助方式,应该去除国界、种界、家界,一切财产归公,建立公政府,由政府承担公民的生育、教育、老病、死丧。康有为作为首先提出打破宗族赡养模式、去除“家界”的中国学者,笔者认为这是我们社会保障思想的一个质的飞跃。社会保障本不该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可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借助西方学者的观点,我们知道社会保障问题有着私人和私人组织无法应对的风险和难题。而这些风险和难题政府理应并且有能力承担。但是他提到的去除“国界、种界”的思想显然在当时还不够成熟,即使是在现在也难以贯彻实施。

梁启超的社会保障思想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财政文化调和的产物。中国传统救济思想以“养”为主,主要面对孤、独、矜、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这种被动救济理念是农业文明的产物,积久弊生,助长了被救济者的依赖思想。而西方近代救济思想则以“教”为主,这种积极救济理念是工业文明的结果。特别是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慈善事业,往往“教养兼施”,这种化消极救济为积极教养的救济理念对中国传统救济理念产生了重大影响。[8]梁启超融合中西两种不同的救济观念,提出国内应该广设善堂,且善堂应该教养兼行,向民众宣讲谋生之术,并且发放善书。他认为与其给予穷人单纯经济上的救助,不如将会他谋生的技能,鼓励其自谋职业、自立自主。此外,梁启超还结合西方社会保障思想,提倡国民讲究卫生、保民恤民。他认识到近代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相对于西方的落后,瘟疫肆虐,病至丧命的现象广泛存在,加上国民生活卫生习惯不好,他主张国家应该设立卫生机关,灌输卫生观念,摒弃不良习俗,同时政府应该派出学士远渡重洋学习西医术、立医学堂,帮扶和救助民众。

康有为、梁启超作为借鉴西方社会保障思想的学者提出的关于社会保障的思想确实符合我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并且具有针对性,但都较为片面,没有全面的将东西文化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在中国近代财政史上,对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与西方财税文化最充分的结合与升华的社会保障思想出自孙中山。他从当时统治秩序日益不安、百姓生活苦不堪言的社会现实出发,深入研究社会矛盾,揭示政府应该做出的决策和行为。孙中山先生强调“以民为本,关怀民生”,“民本”思想即传承了古代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精华,强调民众的基础作用,特点是重民力、顺民意,注意民心向背、关怀民生疾苦,这正是孙中山的社会保障思想的理论基石。他的主著作《农功》写到:“朝廷之设官,以为民也,今之悍然民上者,其视民之去来生死,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然,何怪天下流亡满目,盗贼载途也”。[9]孙中山认为社会保障应是政府行为——中国传统的救助活动,多以恩赏和施舍的形式,具有强烈的道德色彩,缺乏必要的约束力。与此相对照,孙中山认为解决民生问题应该是政府的责任,社会保障是国家义不容辞的工作。因此他主张利用国家资本,借助行政的强势力量进行全面、有效的新型社会保障,并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事业写入党纲和国家宪法中,制定大量相关的政策、方针、条例和法规等,使其制度化、系统化、法治化,摆脱几千年来人治化的模式。[10]至此孙中山的系列政府财政与社会保障思想将中国的社会保障历程推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从传统的宗族家庭赡养逐步走向由政府主持建立,社会成员广泛参与,互帮互助的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孙中山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国家主权受到威胁,社会保障明显不足,所以他更关注各种弱势群体,因为他们迫切需要政府的救济和援助。而当时民国政府不具备社会救助体制实施的条件,他的思想难以得到建立和实施。尽管如此,孙中山对于政府财政文化中社会保障事业的思想仍然为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近代化的转变拉开了序幕。

19世纪我国经历了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较为复杂的历史时期,国家由富到穷,政治上由于外来侵略从稳定到动荡、人民生活从较为富足到贫困、疾病、瘟疫肆虐。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孙中山先生针对当时的民生,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社会保障思想与文化,总结出这些基于我国国情亟待需要解决的社会保障问题,可谓促使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迈向了近代化的发展。

四、现代中国的财税文化与社会保障思想

(一)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消灭剥削和贫困,构建劳动保险体系,国办社保

毛泽东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相结合的过程中,始终注重对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他根据当时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社会保障问题作出阐述,确立了社会保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初期的地位和作用,为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保障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认为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消灭剥削和实现民主,人民才能从根本上保障自己的福利,这正是革命的目的。[11]他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第一位,强调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革命战争的目的和社会建设的关键。他认为,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民主,人民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自己的福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加关注社会保障问题。他把消灭剥削和贫困作为建国后的基本任务。在他的领导下,我国借鉴了前苏联的社会保障制度,根据自身国情建立了符合中国经济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制度建设保证了社会主义保障事业的起步和发展。例如195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就对生、老、病、死、伤残、医疗和集体保险等做出了具体规定。1954年宪法中将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认识的基础,逐步扩大“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宪法中这些内容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制度已经初步建立。毛泽东社会保障理论从广义上定义了社会保障的范畴,精辟的把握了社会保障的原则和内容,正确认识到社会主义保障事业的发展规律,既为我国奠定了良好的社会保障事业基础,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

(二)改革开放后,将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

邓小平曾说过:“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级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在邓小平看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手段和重要途径,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必须确立“公平优先”的价值取向。但考虑到我国当时处于亟需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市场经济,丰富社会财富的重要时期,1993年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以适应这一特殊时期的需要。因此这并不意味着邓小平的理论是放弃公平。相反,他还指出: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中公民的基本人权和政府的当然职责,制度本身必须确立“公平优先”的价值取向。社会保障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就是邓小平一直强调的社会稳定思想。邓小平认为社会保障必须确立科学的责任分担机制,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他说“国家把什么都包起来,下面的积极性发挥不了,企业没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一切*国家计划,吃大锅饭。”[12]这与西方学者认为社会救济障应该适度,应该由法律的规范,政府不应给予过高的救济,以规避受救济者的依赖心理是不谋而合的。即他认为社会保障不仅仅是国家的事,企业也应该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在社会保障实施过程中需要注意防止过度依赖国家,忽视企业和公民自我保障的作用,应当在政府、企业和个人等相关社会保障责任主体间确立科学的责任分担机制。

(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调整期,倡导公平与和谐文化,以社保为重点的民生财政

人类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也随之步入新的调整时期,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2004年,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可见,享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已经成为我国公民依法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当前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迫切需要。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注重社会公平”。

今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这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高度,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在社会建设方面提出的目标和作出的承诺。这其中“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正是我们党对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人民生活的重要精神。同时这也是我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精髓,尤其可见我们党和国家的社会保障思想中仍然有着与我国传统优良文化的联系。

在我国,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尤其是经济转型期居民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大,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问题已经日益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最为重要的议题。综合前面我们对于中西方社会保障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中,理论与实践都不断证明,政府在实现社会保障事业上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并且就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状况与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来考察,政府在社会保障事业上有着非常大的作用空间。至此,我国已经基本建立城乡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城镇医疗保险等一系列社会保障体制。这些都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基于传统社会保障思想,结合西方社会保障文化,针对我国现阶段国情制定和建立的造福于广大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比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瑞典、挪威等社会福利事业发展蓬勃的国家,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建设还处于比较低水平的阶段,这一方面由于中西方传统文化对国民思想意识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我国经历的特殊历史背景所决定,如战争、文化大革命、经济转型期等等。但这也证明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还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政府在这其中还可以发挥更多更有效的作用,因为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是顺应历史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是必将胜利的一条发展道路。

五、结语

(一)中西方文化理念虽然有别,但都成为建立社会保障的理由

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家族与家庭,提倡家庭内部赡养老人,弘扬勤俭,提倡储蓄,几千年的道德与习惯传承使得我国对建立全国范围的社会统筹保险制度认识较晚。西方传统思想强调经济人理性,讲究个人的独立与自立,更提倡社会分配公平和政府对再次分配的调节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保障思想与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

(二)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曾有不同的选择,共担和社会化理应是其方向

西方文化与伦理将社会保障的责任划归到政府,我国儒家思想虽然主张仁政,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的施政理念,社会保障包括保险和救济,保险的核心是养老保险,在现实中,我国传统的保障体系主要采取家族式赡养模式,责任主体主要是个人或家户、家族,这与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家族观念密不可分。但实际上,保障具有救济和保险等构成内容,个人和政府对不同的保障、责任也不一样,因此,需要区别对待,一般而言,政府对贫困者救济以及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的责任相对较大,对一般居民或居民一般生活的保障责任较小。归总而言,社会保障的责任应该是个人和政府共担,社会化理应是其方向。

(三)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有宽窄之分,需要对贫困者在输血的同时增强造血功能

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有宽窄之分,狭义的社会保障包括保险和救济,救济主要是扶贫济困、解救危难,保险中的强制性基础保险主要用于保障基本生活的需要,保险和救济的功能如同输血救命、是保障人们基本生存的权力;广义的社会保障还包括医疗、教育等,医疗与教育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涉及到劳动者潜能的提高,体现人们基本的发展权,这实际上是公共财政和民生财政导向的内容。社会保障是实现公平的常用手段,但仅仅依*社会保障还是难以实现公平。为了实现真正的公平,避免贫困者陷入“贫困循环”之中,政府有必要着眼于社会保险与救济、放眼于医疗教育,同时促进就业,增强贫困的造血功能,减轻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财力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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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娟:孙中山的社会保障思想与实践,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1.

[14]胡晓娜,张越:征收社会保障税,大众商务,2009.12.

[15]曾国安:论十七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保障思想的演进,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16]王娟:孙中山的社会保障思想与实践,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

[17]凌文豪: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理论的确立,河南大学学报, 200911.

[18]曾煜东:试析梁启超的社会保障思想,重庆社会科学,20077.

[19]刘丽:浅析孔孟社会保障思想,人口与经济, 20055.



[1] 曾国安:论十七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保障思想的演进,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第84.

[2] 王亚南:《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第20页,商务印书馆,1979.

[3]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第561页,商务印书馆,1991.

[4] 【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公共部门经济学》(第三版),第30130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 郑功成:社会保障学,第6页,商务印书馆,2000.

[6] 刘丽:浅析孔孟社会保障思想,人口与经济,第75页,2005,第5.

[7] 崔乃夫:《中国民政词典》,第35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

[8] 曾煜东:试析梁启超的社会保障思想,重庆社会科学,第82页,2007,第7.

[9] 广东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0] 王娟:孙中山的社会保障思想与实践,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28.

[11] 凌文豪: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理论的确立,河南大学学报,第50页,200911.

[12] 周宗顺:邓小平社会保障思想探析,中国劳动保障(社会保障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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