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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形成与个人所得税的地位
来源:中国收入分配研究中心    编辑:佚名    时间:2012/11/23    点击数:

49

(总第49期)

湖北财政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                      20115

                                                                    

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形成与个人所得税的地位

庞凤喜

l        形成我国当前社会结构的成因

l        个人所得税的理论空间与实际地位

l        提高个人所得税实际功用的基本思路











湖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形成与个人所得税的地位

庞凤喜

一、形成我国当前社会结构的成因

当前,我国广为社会各界关注与诟病的严峻的社会结构形势,其成因众多,可以从不同角度解读,但简单来讲,起码可以从居民收入的层面和居民支出的层面加以观察。

1、当前社会结构的成因:从居民收入的视角

当经济学研究者从不合理的收入结构来研究和观察我国的社会结构时,实际上社会结构问题,也就是关于社会收入与财富公平分配的问题,或社会公平问题。而社会公平的形成实际上涉及四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整个社会形成社会公正的理念;第二个环节是合理的初次分配;第三个环节是有效的再分配;第四个环节是适当补充的第三次分配。可以说,整个国民收入公平分配的形成,以上环节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但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国民收入分配远未达到以上理想状态。具体来说:

1)在社会公正理念缺失的情况下,我国居民个人初次分配中总份额偏小,居民之间所得差距偏大

劳动报酬所得既是我国城乡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是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子。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整个社会缺乏社会公正的理念,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在我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的同时,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却在不断下降。正因为如此,这段时间以来,我国GDP的增长速度、政府收入增长速度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严重不符。从结构来看,在我国,由于弱势群体权力、权利双双缺失,而强势群体的权力缺乏制衡,使得不同阶层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企业之间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存在巨大差异,导致初次分配出现严重的贫富悬殊。

可以说,正是整个社会的初次分配远远背离了社会公正的原则,在初次分配中,资本获得了暴利,企业家才能获得了高额回报,唯独普通工薪阶层或劳工阶层获得的是远低于其贡献的经济份额。其直接结果是:在我国经济连续30多年超高速增长的同时,却以极短的时间迅速创造了世界上少有的贫富悬殊。

2)再分配乏力,居民从政府方面获得的转移性收入不足

政府再分配的渠道,一是税收,二是社会保障。二者从收与支的角度,通过“劫富济贫”实现社会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公平。而从居民收入的视角来看,所谓居民从再分配中获得的收入,主要体现为居民从政府部门获得的转移性收入。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福利,即政府向缴纳社会保险的个人支付的社会保险金;社会补助,即政府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的支出;财政“政策性补贴”中的“市镇居民的肉食价格补贴”等。其中,以社会保险福利为主要内容。但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初期,尽管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范围在不断扩大,但总量仍然偏小。换言之,政府获得了大量税收收入,但却没有将这些收入充分地转移给居民,这使得居民分配份额不能有效提高。也因为如此,我国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格局,尤其是居民部门获得的部分变化不大,表明再分配对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的贡献明显不足。

3)第三次分配力量微弱

在西方国家,除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之外,慈善公益事业也较为发达,通过多种途径和多种方式的捐助活动,许多富人的财产被直接或间接地转移到了穷人或弱势群体手中,客观上起到了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但在我国经济发展较快,而社会分配不公矛盾日渐突出的情况下,除初次分配不合理、再分配缺乏力度与公平之外,第三次分配格局也远没有形成。尽管我国当前不乏富翁,但捐赠显然尚未成为普遍的社会习惯和公众行为,因而居民从第三次分配中获得的收入极为有限。

2、当前社会结构的成因:从居民支出的视角

我国当前社会收入与社会财富分配差距且不公平的现象加剧恶化的成因,除居民收入层面的原因外,居民支出的层面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1)在居民个人支出中,在我国现有的体制下,除衣食行之外,子女就学、住房、医疗支出构成居民个人支出压力的主要来源。尤其是1998年推进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住房商品化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支出中用于此类的支出份额日益加大,严重侵蚀着居民的消费能力与财富累积能力。

2)在我国,纳税人从生到死每一个环节,因为大多与垄断部门或政府管理的部门打交道,因而在付出税收的同时,还在承受各种不合理的收费与垄断暴利,从而严重地损害民生、民权,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障碍。
  3)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通过税收收入、非税收入、权力(暗税)收入等管道,从居民部门吸走的财富过多,它们或者由居民部门直接负担,或者通过对企业的征收后转嫁给居民部门负担。

二、个人所得税的理论空间与实际地位

理论上而言,个人所得税对于调节社会收入与财富分配差距意义重大。因为个人所得税以纳税人个人或家庭一定时期内的净所得为课税对象,按负税能力的大小课税,使税收负担与纳税能力相匹配。加之一般可以免除个人最低生活费、宽减亲属抚养费,以及扣除相关费用的优点,因而作为公平的优良税种,成为政府掌握运用的重要的社会政策工具。但实际上,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理论初衷与实际效果差异极大。

1、从我国社会结构的成因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实际作用空间不大

学理上来讲,税种可以分为商品劳务税、所得税与财产税三大类别,其在国民收入形成与分配的各阶段课征,包括所得取得环节、消费支出环节、储蓄环节、投资环节、财产持有环节等协同配合,达到财政目标与经济社会目标。但从导致我国当前社会结构的居民收入视角来看,在国民收入的三次分配中,所得税的课征基本上只能涉足初次分配的部分,且实际上又主要是劳动力的工资薪金部分,以及企业高管以工薪所得、股息红利等以货币收入形式表现的部分。对第三次分配来说,个人所得税能够做的充其量就是在鼓励捐赠方面可以略有作为,但在我国无遗产税、赠与税的情况下,同样作用轻微。此外,一些在能力上、技艺上存在某种特殊才能的个人高收入的背后,也因为个人所得税的“一锤子”扣缴制度使得其调节功能名存实亡。

2、个人所得税绝对额不大,比重不高,对国民收入分配未能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

我国个人所得税正式开征于1980年,当年获得的收入仅区区16万元。从绝对额来看,这些年个人所得税增长十分迅速,但实际上,相对快速增长的税收总量与GDP而言,个人所得税对税收总额的贡献始终在7%左右,而占GDP的比重始终在1%左右。正是从此意义上可以说,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规模偏小,比重偏低,从而严重制约了其收入分配职能及社会财富调节作用的发挥。

3、税率分配本身欠公平,难以起到对国民收入的调节作用

一般认为,所得税税率结构的合理性,应包括两个目标,一是课征的所得是否包括纳税人一个纳税年度内所有产生并为行政上可以课及的所得;二是各级所得的构成,在适用税率表后,是否符合财政需要及一般公平的观念。前者为税率结构上的税基问题,后者是税率结构上的所得级距与税率安排问题。

按照上述标准,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基安排是欠缺合理性的。一是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完全彻底的分类所得税制,虽然便利课征,但除徒增划分的困难及增加税收筹划空间外,更使个人所得税的量能课税的公平性与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大打折扣。二是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正列举法,缩小了税基。三是对个人所得缺乏有效的课税资料收集办法,税基情况不明,也使得“诚实申报”制度难以有效推行。

再从所得级距与税率安排来看,也同样远离了公平的要求。一是现行9级超额累进税率表的适用情况仅限于工薪性质的所得,这是个人所得税征税难以公平的重要原因;二是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按月课征,对于一次集中性取得全年或数月的收入者,只允许一年一次地采用特殊计税方法,因而加重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尤其是低收入者税收负担,并增加了纳税人避税的动力。三是收入愈低者,累进幅度愈大,程度愈高,从而加剧了不同水平工薪所得者的收入差距。

三、提高个人所得税实际功用的基本思路

前述分析表明,缓解我国当前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需要全社会树立社会公正的基本理念,并确立与此相应的分配制度,从而使初次分配具备基本的合理性。同时,逐步强化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责,逐渐增强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收入,并适当引导高收入群体及全社会更多地关注和参与第三次分配。对于税收而言,应尽快加强对高收入人群生前收入流量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对其消费支出征收的消费税,对其所得固化为财产征收的财产持有税,以及对其离世前后的财产征收赠与税与遗产税,只有建立四位一体的个人所得、支出、财产征税体系,才能对整个收入分配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而个人所得税作为调节个人生前收入流量的重要税种,当前要发挥其调控作用,其基本思路应为:着重减轻中低所得者税负及提高高所得者税负,而提高高所得者的税负的突破口在于掌握税源资料,扩大税基。

1、以增强税源掌控能力为突破口,扩大税基,提高个人所得税占整个税收收入的比重

个人所得税的课税要素涉及诸多方面,但最重要的要素首推税基。因为在既定的税率下,税基越大,税收越多;在既定的税基下,税基越大,税率就越有调降空间;而税率越低,越有可能诱发纳税人诚实缴税,并再使税率调降,从而使个人所得税的征纳步入良性循环。而扩大税基,也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地位,缓解收入差距的重要保障。为此,应以增强税源掌控能力为突破口,并应成为从现在开始着手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的系统工程。

2、适时转换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增强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课税的公平,是税收制度的最高原则,对所得税的课征而言尤应如此。而要实现个人所得税的课税公平,除所有可以课征的个人所得均应并入税基外,关键是应对个人全部所得实行综合征收,即在综合某一纳税人的各种收入的基础上,按其负税能力,采用累进税率进行课征。我国也应随着税源管理能力的增强,逐渐将现行分类所得税改革为综合所得税,通过全面适应累进税率,以增强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3、降低税负,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以缓解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税率偏高,累进级次偏多,级距偏小,既易增加高收入者的逃避税动机,又容易加重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为此,降低税负,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是缓解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的直接途径。其可以做的工作主要包括:一是可将征税级次由9级减为4-5级;二是可将最高边际税率降至30-35%;三是可将第一级的征税级距由月应税所得额500元以下增加至5000元以下;四是可适当增加家庭扶养亲属扣除额及住房租金支出等。


成果要报

主送: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纪委、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省政府研究室、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领导

抄送:校领导

发:  中心学术委员会   校内各学院、处级单位


主管:湖北省教育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主办单位:湖北财政与发展研究中心

学术顾问:杨灿明  

主编:陈志勇

通讯地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市洪山区政院路1号)

电话:(0278838647513986278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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