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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经济研究》“收入”方面的研究摘要(2010~2013)
来源:中国收入分配研究中心    编辑:佚名    时间:2013/3/3    点击数:

刘元生 杨澄宇 袁强. 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效应[J].经济研究,2013,(1):99-109.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包含人力资本投资和政府税收的两阶段世代交替模型讨论了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和税率对收入和财富分配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模型中引入了两种能力异质性,即体能和学习能力的差异;能力的不同会影响个人的收入和教育选择,进而影响收入分配和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中的主要参数依据中国数据进行了校准。数值模拟发现,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与收入的基尼系数呈U型曲线关系。对于给定的税率,存在一个使基尼系数最小化的免征额,此后进一步提高免征额会使基尼系数上升,但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为减少收入分配的差距,免征额应随收入分布的变化进行调整。一般来说,个人所得税税率与经济增长率呈反向变动,反映了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取舍关系。


徐舒. 赵绍阳养老金“双轨制”对城镇居民生命周期消费差距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3,(1): 83-98.
内容提要:本文建立了一个异质性经济人的生命周期模型以刻画经济个体的动态消费决策,进而采用似然矩方法(Method of Simulated Moment)估计出模型的结构参数。在此基础上,通过反事实模拟考察当前养老金“双轨制”对公务员和城镇企业职工生命周期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了公务员与企业职工不同的收入增速、收入风险以及异质性偏好后,养老金“双轨制”引起的替代率差异能解释公务员与企业职工生命周期中24.3%的消费差距。享有与公务员相同的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将促使企业职工生命周期的平均消费增加4.84%,并且对于财富水平越低的企业职工,该促进效应越明显。


都阳. 制造业企业对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反应:基于微观数据的观察[J].经济研究,2013,(1): 32-40.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企业对劳动力成本冲击和金融危机造成的需求冲击的反应。根据劳动力需求函数,估计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产出弹性值较高,达到0.75—0.78。对低技能工人的需求工资弹性为-0.40,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工资弹性为-0.53。而且,不同类型工人之间的替代弹性为0.26。经验分析表明,企业已经对要素价格信号的变化产生反应。在未来,如果能够保持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确保不同类型的企业有公平的竞争环境,要素市场的变化就有可能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和升级。


钟宁桦.公司治理与员工福利: 来自中国非上市企业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2,(12):137-151.
内容提要:基于全国12个城市1268家企业的调查数据,本文考察了公司治理结构对于员工福利和企业绩效的影响。根据企业在16个约束经理人行为的治理结构上的表现,文章构建了一个公司治理指数。员工福利是以小时工资、养老保险覆盖率和其他一系列的指标来度量的。基准回归显示,治理结构好的企业不仅利润率高,而且提供给了员工更好的福利。进一步的回归分析显示:为了追求个人短期内的利益,经理人会削减各类员工的福利以及培训支出,这损害了企业的利润率;而好的公司治理能够约束经理人,调整他们在员工福利上的决策,使其符合股东的利益。


黎文靖 胡玉明. 国企内部薪酬差距激励了谁?[J].经济研究,2012,(12):125-136.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我国制造行业国有上市公司2003年至2010年的数据,考察了国企高管和职工内部薪酬差距对高管和职工的不同激励效应。结果表明国企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正相关,并且与企业的日常经营业绩正相关。但内部薪酬差距越大,企业投资越无效率;同时管理层权力与薪酬差距正相关。以上两个证据表明内部薪酬差距可能并不激励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管理层权力。而薪酬差距越大,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并且薪酬差距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关系仅在薪酬差距较低样本中显著。本文的经验证据表明,国企内部薪酬差距较小时更多地激励了职工,薪酬差距较大时对职工无正向激励效应。在内部薪酬差距可能体现为管理层权力的结果时,对高管的激励效果不明显。


郑志刚 孙娟娟 Rui Oliver. 任人唯亲的董事会文化和经理人超额薪酬问题 [J].经济研究,2012,(12):111-124.
内容提要:本文从任人唯亲的董事会文化视角实证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的经理人超额薪酬问题。在控制了导致经理人超额薪酬的潜在制度因素后,本文的研究表明经理人超额薪酬与任人唯亲的董事会文化有关,而通过由股东(控股公司)而不是上市公司发放董事(长)薪酬将有助于打破任人唯亲的董事会文化,减缓经理人超额薪酬问题。本文从而以经理人超额薪酬为例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监督的有效性不仅仅体现在独立董事的比例、董事会的规模以及经理人是否兼任董事长等公司层面的制度(设计)特征上,而且与董事会的文化特征有关。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实践中如何寻找和设计合理的机制来打破任人唯亲等坏的董事会文化的路径依赖,建立和倡导良好的董事会文化由此变得十分重要。


余向华 陈雪娟.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分割效应及其变迁——工资差异与机会差异双重视角下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12,(12):97-110.
内容提要:针对农村户籍者普遍遭遇的同工不同酬和就业机会不平等问题,基于1993—2009年CHNS微观数据,从工资差异和机会差异双重视角,本文进行了综合异质性揭示和内生性处理的计量和分解。结果显示:改革中岗位进入上的机会歧视有所减弱,但部门进入方面的机会歧视依然较大;户籍分割与其他分割的结合,使城乡户籍劳动力面临不同的工资决定机制,而机会差异与工资差异内在关联,使户籍分割的工资效应被部分隐藏在部门差异、岗位差异等分割形式之下;分位数分解后发现,城乡工资差异各分位点都未能缩小,甚至屡显扩大迹象,其主要根源就在于户籍工资歧视。因此,切断户籍与部门和岗位进入等的联系,加快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是消除机会差异,促进城乡就业平等,实现同工同酬的关键。

 

米增渝 刘霞辉 刘穷志. 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财政均衡激励政策研究[J].经济研究,2012,(12):43-54.
内容提要:如何处理好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本文构建了增长、不平等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动态关联理论模型,结果显示:当税收多征于富人且穷人得到更多补贴的时候,收入不平等减少,增长上升;反之则相反。本文使用199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结论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有了新的发现:中国税收多征于穷人,富人得到了更多的补贴,收入不平等加剧,资本雇佣劳动遭遇困难,经济增长放缓,并且增长与不平等负向相关。文章提出了优化个人所得税累进制、加大对穷人的转移支付和建设社会公平环境的政策建议。


吕冰洋 郭庆旺. 中国要素收入分配的测算[J].经济研究,2012,(10):27-40.
内容提要: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以市场为主导的税前要素收入分配和以政府为主导的税后要素收入分配,分别体现的是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因此,科学准确估算我国要素收入分配状况对研究诸多宏观经济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测算我国税前和税后要素收入分配方法,并利用最新测算的历史年份的“资金流量表”和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测算结果表明:从全国整体情况看,自1983年后,税前和税后劳动分配份额呈长期下降趋势;自1983年至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税前和税后资本分配份额呈长期上升趋势,之后上升趋势变缓;无论是劳动要素还是资本要素,税后分配份额一直低于税前分配份额。

 

桂林 陈宇峰 尹振东. 官员规模、公共品供给与社会收入差距:权力寻租的视角[J].经济研究,2012,(9):140-151.
内容提要:官员规模、公共品供给效率以及社会收入差距是当下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把三个问题纳入到一个故事框架下来分析和解释。生产的进行需要官员提供资源帮扶,这需要通过雇佣下级官员来做到;当私人利益进入上级官员的收益函数时,上级官员就会促使资源的供给“人为”稀缺来设租,从而便于下级官员从生产者处收取资源租金;而资源租金的收取使得下级官员的收益高于其外部选择权收益,从而增加了下级官员职位的竞争性,又由于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职位任命权的垄断,使上级官员从下级官员处收取职位租金。分析表明,权力的设租寻租行为是造成社会收入差距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个能较好限制官员关注私人收益的社会中,官员规模较小、公共品供给效率较高且因权力寻租而造成的社会收入差距较小。


岳希明 徐静 刘谦 丁胜 董莉娟. 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J].经济研究,2012,(9):113-124.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2011年9月1日实施的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根据目前我国分项课征的个人所得税征管模式,本文推导出税收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指数按收入构成的分解方法。根据该分解方法的主要分析结果可概括为两点:其一,平均税率的高低是个税收入分配效应大小的主要决定因素,累进性则是次要的。由于平均税率的降低,本次税收改革弱化了本来就十分微弱的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其二,我国个人所得税整体累进性指数随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的提高呈倒U型。十分巧合的是,本次改革确定的3500元免征额正好处于倒U型的最大值,超过3500元的费用扣除反而会削弱我国个税的累进性。


李小瑛 赵忠. 城镇劳动力市场雇佣关系的演化及影响因素[J].经济研究,2012,(9):85-98.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跨度为二十年(1988年到2007年)的微观家计数据,分析了我国城镇地区雇佣关系在经济转型时期从单一固定工向多元灵活雇佣关系转变的过程。将我国城镇地区的雇佣关系分成四种类型,探讨了雇佣关系构成从1988年到2007年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以及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分析发现,从1988年开始,我国的雇佣关系构成中灵活雇佣比重开始逐步上升,到2002年,短期雇佣、无合同雇佣等灵活雇佣形式的比重达到一个较高水平,进入2007年,稳定雇佣关系的比重略有回升。扩展的OaxacaBlinder分解所得结果表明,从1995年到2002年,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增强主要受到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等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进入2007年,稳定的雇佣关系比重略有回升,放松管制和市场深化的效应逐渐释放殆尽,特征变量对提高雇佣稳定性的作用开始显现。


胡永刚 郭新强. 内生增长、政府生产性支出与中国居民消费[J].经济研究,2012,(9):57-71.
内容提要:中国财政支出的较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建设,中国居民消费与政府生产性支出表现出稳健的正相关关系,这一事实与从标准的新古典和新凯恩斯模型得出的挤出效应截然不同。本文构建了包含存量和流量两部分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表明,政府支出增加在提高税负、挤出居民消费的同时,也通过其生产性增加收入、挤入居民消费;政府支出增加究竟挤入还是挤出居民消费取决于两种效应的比较以及政府的生产性支出比重和税负水平。政府生产性支出的最优结构等于其相对生产性之比,政府支出的最优规模等于政府支出的生产性。


唐东波.垂直专业化贸易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就业结构?[J].经济研究,2012,v.47;No.535(08):118-131. 
摘要: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着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旺盛,而低技能劳动力相对过剩的时代。但这一结果并不符合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判断。本文基于全球化纵向"交*协作"理论分析了垂直专业化贸易对国内就业结构的影响,并利用2004年的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这一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来自OECD等发达国家的中间品进口份额(VSSH)上升有助于提高中国制造业的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例,从亚非拉等低收入国家进口中间品份额(VSSL)的增加将带来劳动力技能水平的相对下降。(2)企业出口比例的提升,尤其是一般出口显著强化了VSSH与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例的正相关性,而加工出口则不利于这种相关性的加强。(3)资本深化与高技能劳动力就业之间具有互补关系,但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港澳台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基于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讨论了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成功实现国内就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含义。


黄少安,陈斌开,刘姿彤.“租税替代”、财政收入与政府的房地产政策[J].经济研究,2012,v.47;No.535(08):93-106+160. 
摘要: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房地产发展与政府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租税替代"原理。理论研究表明:在静态框架下,政府财政收入满足"租税等价"原理,即政府通过土地租金融资和通过企业税收融资是等价的,其总收入水平只取决于土地资源总量,与融资方式无关。在动态框架下,政府财政收入在长期内满足"租税等价",在短期内存在"租税替代"关系,即政府来自于房地产的租金收入越高,来自于其它行业的税收收入越低。文章基于1998—2008年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对"租税替代"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住房价格上涨将导致企业税收(增值税、所得税、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和企业利润的全面下降,很好地支持了"租税替代"理论。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了地方政府热衷于发展房地产的原因以及房地产片面发展对实体经济的不良影响,发现现行财政体制、政府官员短期行为以及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不合理是其背后最重要的原因。


刘生龙,胡鞍钢,郎晓娟.预期寿命与中国家庭储蓄[J].经济研究,2012,v.47;No.535(08):107-117. 
摘要:在生命周期模型的基础之上,本文引入预期寿命,验证预期寿命对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通过收集中国1990—2009年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预期寿命对中国家庭储蓄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样本期间内由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加导致的中国家庭储蓄率增加了共计4.2个百分点,对中国家庭储蓄率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42.9%。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还表明预期未来的收入增长率对家庭储蓄率产生微弱的负面影响,而预期未来的收入不确定以及人口扶养比对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臧文斌,刘国恩,徐菲,熊先军.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2,v.47;No.534(07):75-85. 
摘要:本文利用2007年和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入户调查九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计量模型的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参保家庭的年非医疗消费支出比未参保家庭约高13.0%,医疗消费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从对各分项开支的估计结果来看,参保家庭的日常生活及其他消费的变化最大,其次为教育消费。另外,通过对不同收入家庭样本的分析,参保对低收入家庭的非医疗消费影响最大,为20.2%,中等收入家庭次之,为12.6%,而对高收入家庭基本没有影响。


夏庆杰,李实,宋丽娜,Simon Appleton.国有单位工资结构及其就业规模变化的收入分配效应:1988—2007[J].经济研究,2012,v.47;No.533(06):127-142. 
摘要:本文使用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CHIP城镇入户调查数据考察国有单位工资结构及其就业规模变化的收入分配效应。为此,本文采用了分位数回归方法、以多重分位数回归为基础的Machado&Mata(2005)反事实分解方法及作者扩展了的方法。各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就业份额大幅度下降导致中国城镇工资收入差距显著下降;然而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改革完成以后,国有企业工资高于非国有企业的幅度及其不合理部分大幅度上升,其结果是城镇工资收入差距扩大。


曾红颖.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体系及转移支付效果评价[J].经济研究,2012,v.47;No.533(06):20-32+45. 
摘要:标准是均等化的核心参数,标准的主体是单位公民。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维度,各地客观上存在着收入能力差异和支出成本差异,以均等化标准为基础的转移支付能确保各地有财力提供大体相同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本文在因素法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基于全国平均标准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支出与收入标准体系和转移支付测算模型。将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划分为9类24项,按照政策中性原则,选择影响各地每项服务数量和服务提供成本的政府不可控制的因素,包括人口结构、人口密度、少数民族、城镇化率、劳动力价格、行政管理、气温取暖、海拔高度和交流成本等17项,定量分析了诸多因素对当地支出成本和收入能力的影响。根据全国平均标准和各地收入能力和支出成本的差异,估算了标准支出和标准收入,最后以2008年财政年度为样本,测算和评价了中央对全国31个省的均等化转移支付。结果表明,与实际转移支付相比,按本文标准体系实施均等化转移支付后,各省提供全国标准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大体相同,若按该法对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支付,可提高均等化水平9%—15%。


孙文杰.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演变趋势及其原因——基于最终需求和技术效率的视角[J].经济研究,2012,v.47;No.532(05):120-131. 
摘要:理解现阶段我国经济系统中劳动报酬的形成机理和产生效率,对于中国顺利实现产业结构转型,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重点从需求结构和技术效率两个视角深入分析了开放背景下1987—2007年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演变趋势及其背后动因。研究发现,最终需求变动和技术效率变化对我国1987—2007年劳动报酬份额的演变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最终需求结构、以需求衡量的产业结构、最终需求进口替代、劳动回报率、进口中间投入和投入产出效率对1987—2007年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贡献率分别为11%、14%、2%、38%、2%和33%。进一步研究发现,1997年之后,国内消费、投资和出口对我国劳动报酬的拉动系数呈大幅下降趋势,且拉动重心逐渐由国内居民消费转向投资和出口,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1997年之后劳动报酬份额的显著下降。此外,包括劳动回报率、进口中间投入和投入产出效率在内的技术效率变化也是引起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


马双,张劼,朱喜.最低工资对中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2,v.47;No.532(05):132-146. 
摘要:本文以1998—2007年全国各市(地区、自治州、盟)最低工资标准随时间变化的外生差异来识别最低工资上涨与企业平均工资、企业雇佣人数的关系。利用1998—2007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报表数据进行的分析显示,最低工资每上涨10%,制造业企业平均工资将整体上涨0.4%—0.5%。借助2006—2007年福建省最低工资上涨的"准自然实验"本文也证实了该结论。对于不同行业、不同人均资本水平的企业,最低工资上涨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最低工资将更多地增加劳动密集型或人均资本较低企业的平均工资。研究还发现,最低工资每增加10%,制造业企业雇佣人数将显著减少0.6%左右。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资时应权衡其在收入分配上的积极效果以及其对就业的负面影响。


孙三百,黄薇,洪俊杰.劳动力自由迁移为何如此重要?——基于代际收入流动的视角[J].经济研究,2012,v.47;No.532(05):147-159. 
摘要:未考虑人口迁移影响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存在偏误。本文将人口迁移与区域特性纳入代际收入弹性估计方程,并运用迁移概率作为局部工具变量进行估计,发现迁移者的代际收入弹性不到未迁移者的一半。而当前我国代际收入流动的主要问题在于部分人群面临"代际低收入传承陷阱",他们可以通过迁移从而增加就业机会等方式摆脱这一陷阱,这至少可以使一代人免受代际低收入传承的困扰。进一步分析迁移对代际收入传递路径的影响,结果表明教育在可识别的代际收入传递路径中贡献最大,而迁移强化了这一影响。鉴于人口迁移对代际收入流动的重要影响,政府部门有必要进一步采取措施降低劳动力自由迁移的障碍,并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以增进社会公平程度。


高凌云,王洛林,苏庆义.中国出口的专业化之路及其增长效应[J].经济研究,2012,v.47;No.532(05):83-95. 
摘要:本文利用半参数广义可加模型和按行业分类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整体专业化曲线的动态变化,以及该种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出口走的实际上是一条非线性的、超越所处发展阶段的渐进专业化道路;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还可能出现加速专业化的趋势;同时,这样的道路已经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不利影响,并将长期存在。而且,结论在控制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仍然稳健。因此,未来扭转我国出口发展中这种内在的专业化发展惯性,无疑是出口结构调整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


徐建炜,纪洋,陈斌开.中国劳动力市场名义工资粘性程度的估算[J].经济研究,2012,v.47;No.531(04):64-76. 
摘要:本文完成了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名义工资粘性程度的首次估算,发现中国的名义工资粘性处于世界较低水平。这具有重要的宏观政策含义: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经济波动的特性,另一方面说明中央银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更多地带来物价水平上涨,而不是产出增加。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区分了劳动者的收入、工龄、户口、企业类型、行业等特征,对不同人群的工资粘性进行了细致测算。进一步,本文创新地区分并估算了名义工资的向上粘性与向下粘性,发现自2002年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向下粘性不断增大,而向上粘性的变化趋势并不明显。


肖争艳,刘凯.中国城镇家庭财产水平研究:基于行为的视角[J].经济研究,2012,v.47;No.531(04):28-39. 
摘要:本文首先提出了一个各种因素影响家庭财产水平的理论框架。然后通过对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2007年"城市投资者行为调查问卷"数据的处理和实证分析,估算了中国城镇居民的财产函数,重点考察了户主的主观行为特征在财产积累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发现:户主投资参与度与风险偏好度的提高有利于家庭财产水平的增加;与低收入或者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家庭相比,对高收入或者经济发达地区的家庭来说,投资参与度与风险偏好度对家庭财产水平的积极影响更显著一些。最后,针对政府如何促进居民财产水平的提升,本文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杨文,孙蚌珠,王学龙.中国农村家庭脆弱性的测量与分解[J].经济研究,2012,v.47;No.531(04):40-51. 
摘要:在理论层面上,本文在效用理论基础上对脆弱性进行了定义并对其分解以反映消费的不平等性和波动性。在实证分析层面上,本文使用CFPS(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数据对中国农村家庭脆弱性进行量化与分解。量化结果表明多数农村家庭是脆弱的;分解结果发现相对于村间不平等,村内不平等是脆弱性的主要组成部分。家庭脆弱性及五个分解部分对家庭特征集合变量的OLS回归结果表明:增加农村家庭收入是降低其脆弱性最有效的手段;提高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能够有效降低家庭脆弱性,但大学教育支出会显著提高家庭的脆弱性水平,这较好地解释了目前出现的农村籍高中生弃考大学这一现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社会保险能有效降低农村家庭脆弱性;社会资本、更大的家庭规模和更高的劳动力占比有利于降低家庭脆弱性,这能较好地解释中国农村家庭频繁的送礼活动以及倾向于组建大家庭的现象。


张义博.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收入差异的变迁[J].经济研究,2012,v.47;No.531(04):77-88. 
摘要:基于社会阶层动态演化理论,本文提出了部门收入差异阶段性假说。随后利用CHNS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该假说。结果表明,第一阶段(1989—1997年),在较高的收入层次上,非公共部门比公共部门具有明显的收入优势,并且这一收入优势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非公共部门的教育回报率也更高;第二阶段(2000—2009年),在中低收入分位数上,公共部门比非公共部门表现出明显的收入优势。在较高的收入分位数上,非公共部门不再具有收入优势。在较高的教育水平上,两大部门的教育回报率接近。同时,两个阶段中在较低和较高收入分位数上表现出的部门收入差异主要源自部门特征因素。实证研究支持了阶段性假说,为我国收入分配结构性调整提供了启示。


白重恩,李宏彬,吴斌珍.医疗保险与消费:来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2,v.47;No.528(02):41-53. 
摘要:本文利用农村引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一政策变化来研究医疗保险的获得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农合使得非医疗支出类的家庭消费增加了约5.6个百分点。这一正向作用随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提高而增强,而且在没有医疗支出的家庭中仍然存在。同时,新农合对消费的正向影响在收入较低或健康状况较差的家庭中更强。这些结果都与医疗保险减少了预防性储蓄的假说相一致。另外本文发现,新农合的效果随农户在这个项目中的经历而变化。实际上只有在那些有村民获得保险补偿的村子,保险对消费的正向影响才显著,而且在这些村子中,新农合对新加入农户的消费的影响明显小于对参合一年以上农户的消费的影响。


何其春.税收、收入不平等和内生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2,v.47;No.528(02):4-14. 
摘要:企业家(通过金融中介)从家庭借贷来支撑创新。二者在企业家的努力不为外人所见的情形下双方签订信用合同分享创新带来的垄断利润(即蛋糕)。两个有代表性经济人(企业家和家庭)的存在允许人们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里研究收入不平等。本文研究发现,企业家分配份额的增加一开始会提升增长速度,但是过了一定值后会拉低增长速度;而该份额的增加一直拉大企业家和工人间的收入差距。所以降低企业家获得的蛋糕的份额的分配改革可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企业家来自创新的收入的税率将降低他们的努力程度,从而降低增长速度,但是该税率的提高有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存款收入的税率提高尽管不会改变企业家的努力程度,但是也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不会降低收入不平等(如果工人有一定比例的存款)。对于劳动收入(工人工资)的税率增加会加剧工人和企业家间的收入不平等,但对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影响。


何晓斌,夏凡.中国体制转型与城镇居民家庭财富分配差距——一个资产转换的视角[J].经济研究,2012,v.47;No.528(02):28-40+119. 
摘要:本文以中国城镇住房改革为例,从资产转换的角度研究了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城镇居民家庭财富积累及分配差距的产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房屋政策鼓励工作单位将住房出售给现有居民,即住房商品化。通过1988、1995和2002年中国城镇住户收入调查的数据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住房商品化过程中,相对于私营部门居民家庭,干部和国有单位工作的家庭更容易以折扣价从工作单位获得住房。随着近期住房市场的繁荣,原有的以及住房商品化过程中产生的住房不平等,已经转化成国有和私营部门家庭财富的更大差距,而且干部的住房增值优势和国有部门家庭的财富优势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有加速增加的趋势。


罗楚亮.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与农村贫困[J].经济研究,2012,v.47;No.528(02):15-27. 
摘要: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同时发生的居民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扩大对农村贫困减缓具有不同的影响。本文在住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讨论了不同时期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对于农村贫困减缓的作用大小,估算了不同年份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贫困减缓弹性,并根据Shapley分解讨论了分项收入对贫困程度的影响以及分项收入不均等性的贫困减缓弹性。


郭凯明,张全升,龚六堂.公共政策、经济增长与不平等演化[J].经济研究,2011,v.46;No.526(S2):5-15. 
摘要:本文通过引入家庭养老和利他主义的生育动机,将人口和经济增长内生化。并且认为,不同收入的家庭在生育率和教育投入上的差异决定了不平等的动态演化过程。利用这一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本文考察了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这两种重要的公共政策对于经济增长和不平等的长期影响。分析表明,提高公共教育投入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减缓人口增长,但是对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较弱。而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可以有效地降低不平等程度,但是却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


陈斌开,李涛.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现状与成因研究[J].经济研究,2011,v.46;No.525(S1):55-66+79. 
摘要:利用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经济状况与心态调查"数据,本文细致考察了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的现状与成因。描述性统计表明,家庭资产随着户主年龄、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提高而上升,家庭负债则恰恰相反,家庭资产—负债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实证研究发现,户主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以及家庭收入和人口规模不仅是家庭是否拥有资产/负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也是家庭资产负债额的重要影响因素;进一步研究表明,家庭净资产也主要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但其影响程度因家庭净资产量不同而不同。本文进而研究了家庭资产—负债状况的稳定性,发现户主年龄较小、教育水平较低和健康状况较差以及人口规模较大的家庭更容易受到金融市场不利冲击的影响。


裴长洪,郑文.国家特定优势:国际投资理论的补充解释[J].经济研究,2011,v.46;No.524(11):21-35. 
摘要: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以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把"企业自身优势"与"东道国区位优势"作为一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优势的来源。这种认识有一定合理性,但其不足在于,忽视了母国国家整体在一国对外投资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难以完全解释当代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对外投资现象。本文构建了跨国投资理论的补充解释框架:母国是一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基石,它在国民收入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等方面为本国企业发展提供基础性条件;母国因发展条件的不同,造就了各国不同的行业优势、规模优势、区位优势、组织优势及其它特定优势,这些母国国家特定优势也是本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之源,对本国企业参与对外投资具有重要意义。


陈彦斌,邱哲圣.高房价如何影响居民储蓄率和财产不平等[J].经济研究,2011,v.46;No.523(10):25-38. 
摘要: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房价高速增长、住房需求内生和生命周期特征的Bewley模型,用于研究高房价对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和财产不平等的影响。文中发现,房价的高速增长通过引致富裕家庭投资性住房需求的增加而进一步推高了房价,部分年轻家庭为了追赶房价不得不提高储蓄率,而部分贫穷家庭也因其无法获得足够的住房而使得城镇家庭住房不平等程度增加。高房价对居民储蓄、投资行为的扭曲作用使得城镇居民的福利水平普遍下降,其中中低收入阶层下降最多。


伍山林.劳动收入份额决定机制:一个微观模型[J].经济研究,2011,v.46;No.522(09):55-68. 
摘要:本文根据中国制度环境构建一个包含劳动力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的模型,旨在考察劳动收入份额微观决定机制。主要结论是:(1)工资率、生产技术和税负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具有多样性。(2)垄断和改制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劳动者参与利润分享常可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由于作用稳健,对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宏观调控时,宜于从这些方面入手设计政策工具。(3)在一定规则和条件下,让企业自主选择改制深度和分享比例,将产生劳动者、雇主和政府三方共赢的格局,有助于实现"两个提高"和"包容性增长"目标。


齐良书,李子奈.与收入相关的健康和医疗服务利用流动性[J].经济研究,2011,v.46;No.522(09):83-95. 
摘要:本文使用1991—2006年的CHNS面板数据,分时段研究了我国居民与收入相关的健康不平等和医疗服务利用不平等的变动情况。基本研究方法是,把每个时段的健康不平等或医疗服务利用不平等的变动分解成两部分:与个人在收入分配中的位置变化相关的变动,以及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健康状况或医疗服务利用情况的相对变动,后者即健康或医疗服务利用流动性。通过这种方法,本文克服了基于横截面数据研究健康不平等或不公平变动的缺陷,得到了一些新的结果,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包群,邵敏,侯维忠.出口改善了员工收入吗?[J].经济研究,2011,v.46;No.522(09):41-54. 
摘要:本文基于倍差法的研究思路,考察了1998—2001年间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后对其员工收入的动态影响。在运用配对方法为456家新出口企业挑选了可供比较的非出口型参照组企业后,研究表明在控制了企业规模、经营年限、地理区位以及企业所有制等因素后,没有充分证据表明企业的出口行为显著提升了员工收入,并且在改变不同配对方法、区分内外资企业、考虑企业出口密集度、工资的时滞效应以及更长时期样本区间(2000—2006年)等各类情形下这一结果都较为稳健。因此,尽管出口贸易在我国总体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本文从微观层面发现企业出口对劳动力报酬的改善作用并不明显。


徐舒,朱南苗.异质性要素回报、随机冲击与残差收入不平等[J].经济研究,2011,v.46;No.521(08):92-105. 
摘要:残差收入是Mincer收入回归方程的残差,反映了相同个体特征的劳动者间的收入差异,对劳动者实际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在60%以上。本文在一个统一的模型框架下分解出了劳动者不可观测的异质性能力、随机收入冲击及其相对应的价格效应对我国劳动者残差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探明了残差收入不平等随时间不断上升的内在原因。研究表明,我国劳动者残差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暂时性收入冲击,其大小能解释60%以上的残差收入不平等。但是,与劳动者潜在异质性能力相关的价格效应的不断上升,是引起残差收入不平等随时间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此外,对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子样本的估计结果还表明,高学历劳动者潜在能力价格相对于低学历劳动者更快上涨,是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间实际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程令国,张晔.早年的饥荒经历影响了人们的储蓄行为吗?——对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新解释[J].经济研究,2011,v.46;No.521(08):119-132. 
摘要:本文对我国的居民高储蓄率提出了一个新解释,认为我国居民偏爱储蓄的特性很可能与经济起飞之前人们遭受长期物质匮乏的经历有关。作为物质匮乏的一种极端形式,我国1959—1961年大饥荒为检验这一假说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为此,本文使用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s)数据,估计了大饥荒对家庭储蓄行为的长期影响。我们发现,在控制收入等其他因素后,那些早年经历较严重饥荒的户主家庭表现出更高的储蓄倾向:饥荒程度每上升1个点,家庭储蓄率大约提高23%—26%。这说明早年的饥荒经历确实对人们成年后的家庭储蓄倾向具有重要影响。考虑到在早年时期受大饥荒影响的人们,目前正是我国社会中有较高收入的年龄群体和储蓄主体,他们的高储蓄倾向或许是整个社会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


才国伟,张学志,邓卫广.“省直管县”改革会损害地级市的利益吗?[J].经济研究,2011,v.46;No.520(07):65-77. 
摘要:我国多个地区正在探索"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目前的最大顾虑是改革是否会损害地级市的利益?本文利用1999—2008年我国地级市数据,通过系统GMM估计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强县扩权"提高了城市财政收入,抑制了城市财政支出增长;财政"省直管县"的作用则恰好相反。"强县扩权"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但不利于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财政"省直管县"虽然降低了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却提高了第三产业比重。两项改革措施都抑制了城市规模的扩大,但有利于改善城市的环境质量。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断定"省直管县"改革一定会有损地级市的利益、阻碍城市化的进程,应深入地研究各项改革措施的利弊得失,做到综合运用、扬长避短。


郭庆旺,吕冰洋.论税收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v.46;No.519(06):16-30. 
摘要:我国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一方面税收收入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劳动要素分配份额迅速下滑,资本要素分配份额逐渐上升。本文的理论分析表明,税收通过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影响要素收入分配,前者改变了生产中要素相对投入比例,从而改变了税前要素收益率,后者则是通过直接税影响到税后要素收益率。本文利用系统GMM估计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税收对要素收入分配具有明显影响:就直接税而言,企业所得税降低了资本分配份额,个人所得税中对劳动征税部分降低了劳动分配份额;就间接税而言,增值税明显降低劳动分配份额但对资本分配份额的影响不明显,营业税明显降低资本分配份额而对劳动分配份额的影响不明显。因此,如果从有利于调整要素收入分配格局角度考虑,我国有必要进一步调整现行税收政策、完善税收制度。


马双,张劼.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与居民营养结构的改善[J].经济研究,2011,v.46;No.518(05):126-137+153.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的居民社会福利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对居民营养结构的改善有着显著的影响。借助相关数据,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本文对2003年开始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与居民营养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在控制人均实际收入后,参加新农合的家庭显著增加其每日人均热量摄入量。对不同收入阶层该影响程度也不一致,新农合使低收入家庭比中高收入家庭人均每日多摄入111.5卡热量。从营养结构上看,新农合显著增加家庭人均蛋白质、脂肪的摄入量,但对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没有显著影响。要改善家庭营养结构,除了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以外,家庭未来不确定性的降低也不可或缺。


李实,罗楚亮.中国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对修正样本结构偏差的尝试[J].经济研究,2011,v.46;No.517(04):68-79. 
摘要:本文讨论了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估计中所可能出现的各种偏差,并对收入定义、样本权重结构、抽样偏差以及地区间货币购买力差异进行调整,试图得到比较客观的收入差距衡量指标。本文利用了帕累托分布修正住户调查抽样偏差对收入差距指标的影响。本文的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了较高的程度。高收入人群样本的偏差导致了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严重低估,也导致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和全国收入差距的较大程度的低估。


吕冰洋.财政扩张与供需失衡:孰为因? 孰为果?[J].经济研究,2011,v.46;No.516(03):18-31. 
摘要:一般认为,在经济出现内需不足和供给过剩的失衡状态时,政府倾向于通过财政扩张来克服经济不景气,即经济失衡是因,财政扩张是果。而本文的研究发现,中国财政扩张也是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即财政扩张与经济失衡存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原因在于:以带有累退性质的商品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强化了居民消费约束,也促使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供需失衡容易导致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和实行增税政策,这将进一步强化供需失衡局面;尽管面临宏观经济失衡,但是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存在很强的工具性约束,短期看财政政策有助于带动经济增长,但是从长期看,消除危机的政策可能成为下一次危机的诱因。


章元,刘时菁,刘亮.城乡收入差距、民工失业与中国犯罪率的上升[J].经济研究,2011,v.46;No.515(02):59-72. 
摘要:本文利用1988—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后发现:首先,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省内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增加各省的犯罪率。其次,中国犯罪率的上升和"第五次犯罪高峰"的产生与城市登记失业率有关:一方面,它意味着民工失业率也可能在上升,城市居民和民工失业的增加都会直接推动犯罪率上升,而由于失业的民工缺乏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险,他们会更加脆弱并更容易走向犯罪,因此会更容易推动犯罪率的上升;另一方面,城市失业率的上升还会推动地方政府采取更加歧视民工的就业政策来保护城市居民的就业,因而在犯罪率上升和犯罪高峰持续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的解释对于理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制定降低犯罪率的公共政策提供了重要启示。


李虹,董亮,谢明华.取消燃气和电力补贴对我国居民生活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v.46;No.515(02):100-112. 
摘要:分析取消能源补贴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是完善能源补贴改革的重要基础。本文首先应用价差法估算了中国2007年燃气和电力的补贴规模;其次考虑到中国居民贫富与区域差异,将城乡居民按收入水平分为10组,引入"能源预算"概念并设计"影响指数"、"承受力指数"等核心指标,结合投入产出模型,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综合研究了取消燃气和电力补贴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生活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无论从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的角度,取消燃气和电力补贴对低收入阶层居民,尤其是农村低收入居民的冲击更大。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阶梯化定价机制与补贴转移等能够让低收入阶层居民真正获益的能源补贴改革建议。


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v.46;No.514(01):28-41. 
摘要:户籍制度曾经是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巨大障碍,近年对其进行的改革促进了大量永久移民的形成,这是得到公认的。但是,户籍制度改革对短期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则缺乏研究,而这也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部分。在1998年中央政府明确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改革目标后,户籍制度改革是否起到了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作用从而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贡献,则需要用数据分析。本文对2003—2006年期间发生的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效果进行检验,通过双差回归方法在户改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总量以及向大中城市而不是省会等特大城市流动的效应方面进行定量研究,发现在此期间,很少有证据显示户籍制度改革对短期劳动力流动产生了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引导农民工流动方面的作用有限。另外,社会网络、农村收入增加都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有显著影响。


贺大兴,姚洋.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1,v.46;No.514(01):4-17. 
摘要:本文从社会平等的角度给出了一个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本文的理论模型表明,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得政府选择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即在社会群体之间没有特定长期偏好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更可能把资源分配给生产力比较高的社会群体,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得益于中国革命所带来的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是一个中性政府,采纳了有利于经济长期发展的政策。但同时,政府把有限的资源分配给生产力较高的群体或地区,必然会扩大收入差距。


钟宁桦.农村工业化还能走多远?[J].经济研究,2011,v.46;No.514(01):18-27+56. 
摘要:基于1987年到2008年28个省的面板数据,本文发现:无论是以就业人数还是以总产值来度量,乡镇企业规模的扩大都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通过雇佣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及生产的工业品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乡镇企业的发展抵补了一部分由于劳动力流动限制而造成的社会福利的损失。然而,本文更为重要的发现是:与其利润率的变化趋势一致,乡镇企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年度作用递减;并且,在1998年之后,其作用的估计值在零附近一个很小的区域内摆动。这说明城乡间的产品流动对于生产要素流动不充分的补偿作用可能已经发挥到了极致——在我国高度竞争的工业品市场上,位于农村的工业企业是没有优势的,因为它们缺乏城市工业的规模经济与集聚效应。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只有改革现有户籍制度、加强劳动力在城乡间的流动、培育完善的要素市场,而非继续鼓励农村工业化,才能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最终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何平,高杰,张锐.家庭欲望、脆弱性与收入-消费关系研究[J].经济研究,2010,v.45;No.510(10):78-89. 
摘要:家庭进行消费或储蓄的行为受消费欲望和积累财富欲望的支配。家庭财富占有的欲望与消费的欲望强弱变化不仅受到外在的生存环境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家庭脆弱性、结构和生命周期等自身因素的影响。家庭消费需求具有刚性,家庭收入只有在满足刚性消费需求以后,才能确定用于消费和储蓄的比例。在应用刚性消费需求构建的家庭消费函数模型对中国家庭高储蓄、低消费原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家庭消费长期低迷的主要原因是刚性消费需求低下和家庭脆弱性。


尹志超,甘犁.香烟、美酒和收入[J].经济研究,2010,v.45;No.510(10):90-100+160. 
摘要:本文运用CHNS数据,选取家庭中其他成员吸烟和饮酒的比例作为工具变量,采用有限信息极大似然估计法研究了吸烟和饮酒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本文发现,吸烟对收入没有显著的影响;饮酒对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我们还发现,在非公共部门,饮酒对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非文职工作中,饮酒对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饮酒对工资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非工资收入没有显著影响;饮酒对女性收入的影响大于对男性的影响;饮酒频率对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吸烟没有获得正的经济回报,饮酒则可能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从而增加收入。


徐舒.技术进步、教育收益与收入不平等[J].经济研究,2010,v.45;No.509(09):79-92+108. 
摘要:本文建立了一个基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一般均衡模型,表明教育回报率的变化是引起我国劳动者收入不平等扩大的重要原因。基于该模型的进一步推导分解出了教育的要素回报效应与要素结构效应,前者拉大了收入不平等,后者降低了收入不平等,但总效应仍然是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利用基于RIF回归的分解方法,本文验证了上述理论预测与实际数据的高度一致性。


周亚虹,许玲丽,夏正青.从农村职业教育看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的贡献——基于苏北农村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0,v.45;No.508(08):55-65. 
摘要:农村市场对扩大内需、保持中国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增加农民收入无疑有助于扩大农村需求,而农民收入若要持续稳定地增长,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村的职业教育必须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从农村职业教育回报的角度讨论农村职业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的重要贡献。尽管国内外众多学者对教育的回报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但对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回报的量化讨论似乎并不多见。本文着眼于农村职业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通过数据调研来实证分析并讨论农村职业教育的意义。本文的稳健研究结论显示,基于个体是否接受职业教育存在自选性的事实,农村职业教育对于农村家庭收入有着显著的作用,平均回报率约为27%(年平均回报率9%),与国际上10%的年平均回报率基本一致。


王震.新农村建设的收入再分配效应[J].经济研究,2010,v.45;No.506(06):17-27. 
摘要:本文在2002年、2004年和2006年微观调查数据基础上,评估了包括税费减免、种粮直补和新农合参合补贴在内的新农村建设收入再分配政策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开展,这些收入再分配政策已经开始表现出改善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趋势。收入再分配效应的UL分解结果显示,净补贴的纵向效应是总效应变化的主要来源。收入差距的Theil指数分解结果显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动是全国总收入差距变动的主要来源。


李尚骜.跨国收入差距的收敛性[J].经济研究,2010,v.45;No.505(05):110-122. 
摘要:跨国收入差距是经济增长理论关注的一个重要命题。最新的研究将跨国收入差距归因于技术变迁的内生偏向性。现有文献只研究了偏向性技术存量的跨国差异性,本文将这一命题扩展至研究偏向性技术的增长快慢所具有的跨国差异性,分析了偏向性技术变迁的两层含义:偏向性技术和偏向性技术进步之间的区别,并研究了由此所导致的经济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将跨国收入差距的收敛性分为四种情况,并从偏向性技术变迁的角度对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的形成原因以及工资波动的原因给出了解释,最后总结出,持续的偏向性技术进步和高效率的人力资本投入是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重要条件。


罗楚亮.农村贫困的动态变化[J].经济研究,2010,v.45;No.505(05):123-138. 
摘要:根据2007年和2008年住户追踪调查数据,本文描述了两个年份的农村贫困状况及其变动特征。从两个年份的贫困发生率来看,两年一直陷入贫困状态的家庭的比重较低,但贫困类型结构也会受到贫困标准的影响。贫困标准越高,则两年贫困在总体贫困中的比重将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从收入结构的描述中可以发现,包括外出务工收入在内的工资性收入增长对于农户脱离贫困状态具有重要的贡献,经营收入的波动是农户陷入贫困状态的重要因素。通过对外出行为的内生性处理,本文发现外出务工显著降低了农户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同时是贫困状态转换的重要因素。外出与贫困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受到贫困标准的影响。贫困标准越低,外出的贫困减缓效应越明显。此外,本文还发现家庭健康状况也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家庭不健康成员人数及其变化对贫困发生率及其转换具有显著的影响。


宋冬林,王林辉,董直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存在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10,v.45;No.505(05):68-81. 
摘要:本文利用1978—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考察我国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存在性,以及不同类型技术进步技能偏向性的差异。分析显示,我国技术进步引致技能型劳动需求增长,进而导致劳动力市场收入结构变化而出现技能溢价。本文还将技术进步细分为中性、非中性和资本体现式等不同类型,发现不同类型技术进步都呈现技能偏向特征,其中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与技能需求和技能溢价的互补关系更强,说明蕴含前沿技术的设备投资高增长引发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现阶段我国技术进步呈现物化和技能偏向双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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